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佈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餘’，居然能以‘六君子’頭銜，來招搖過市，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只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復帝制，那就大錯特錯了。

‘六君子’解剖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論‘現代學識’，由於時代設限，原是個二百五，但其人品瀟灑，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時，即頗有才名，也是個極孚眾望的學生領袖。與黃興等兩湖革命青年交往彌深；中山亦甚為器重。他雖薄革命而不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選擇，對他既不相強，亦不敵視，二次革命後，他投入袁氏陣營，主張帝制，雖不無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屬投機而毫無個人之政治信念也。楊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經周恩來之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為共產黨，亦不能以投機目之。因中共此時在四處喊打聲中，已躲入地下，實在無機可投也。楊氏為一轉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發現自己錯誤之後，一朝頓悟，又覺得共產主義才是救國之道也。在歷史三峽激流之中，看不出歷史的方向而隨波逐流者，又豈止於楊度這個活動分子哉？時代使然也。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則原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為共和革命而擁戴孫公，衝鋒陷陣，亦嚐出生入死。如今搖身一變，擁袁稱帝，可能也是對共和政體失望，窮而思變的結果。革命陣營中之中庸黨人，亦未嘗疾言厲色，目之為‘反骨仔’也。若論嚴復與劉師培，那時更是當時學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嚴復為民國時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之前輩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筆者所論已多，在今後文化篇中，仍當續論之。其影響實未可卒測也。有人曾說，嚴本無心佐袁稱帝，渠之列名籌安會為楊度肆意為之，初未獲嚴之首肯。然嚴對帝制說初無反感，則可定論。否則帝制失敗後，嚴亦不會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劉師培更是國學泰斗，與太炎齊名，黃侃之業師也。早年留學日本時，曾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為端方的幕僚，然未廢所學也。劉師培（一名光漢）為辛亥革命動亂期中，臨時大總統孫文曾通令全軍，一致護衛的國家級之國學大師也。若說這些人都是為著個人利祿來擁袁稱帝，終難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對做皇帝沒信心，且曾一再表白無稱帝野心，然袁某最後還是購買龍袍違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嚴復、劉師培等一級的文化大師們，參加勸進的影響。據袁的心腹傳言，袁聞嚴復亦參加籌安會表示極為歡悅云云。【見上引李新書，頁五七一，轉引自‘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抄’，載‘學衡’十期】朋友，人總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點。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隻好去煮黃粱作夢。但是已在做皇帝邊緣的人物，他們的想與不想，就在一念之間了。

又想、又怕，又預設、又否認

袁之稱帝雖早有此心，已如上節所述。但是袁世凱也是個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誘惑力雖大，為個人利害著想，事到臨頭，權衡輕重，他也既想著，又怕著。當他的第一號心腹愛將、時任江蘇將軍的馮國璋於年六月二十二日覲見袁氏，問及帝制計畫時，袁說：‘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承繼大業？你儘管放心。’

【筆者附註：袁世凱對馮國璋所說的這段名言，傳世版本甚多，也略有異辭。拙篇所引出自比較更接近原文的張國淦版本。張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凱的總角之交，做皇帝時的不臣之臣，故較為可信也。見張國淦遺稿‘洪憲遺聞’，影印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一九八六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頁，一三六。以下簡稱‘文史資料’；關於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歲的故事，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