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於香港，他底事蹟功勳就被埋沒了。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小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相反的，我們是更上層樓地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因此我們不願採用‘黨史家’為‘黨魁’作傳時，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大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大學從兼課到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在我課室內進進出出的華僑小青年，亦不下數百千人。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事來勉勵他們。行行出狀元，如今雖做不到大總統和國父，但不斷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點‘大事’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然有成者，亦為數頗有可觀。

相反的，我們如以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家其實也是當年的華僑小青年之一而已。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華僑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鑄造後來革命家孫文的社會條件。

大體說來，他們底特點約有數端：一、工農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類多貧僱農、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和道德標準之外，平時沒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多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頗可上進；惡子弟，則至為墮落。三、教育水準，下輩平均都在高中以上，遠超過長輩。當年老輩華僑多不識字，縱識字也不過稍讀‘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而已，而下輩則於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四、以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多不諳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於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代溝’極其嚴重。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之衝突，排難解紛。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衝突根源所在也。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然有別，然在孫公青少年期，則二者固為同義字也。五、這老少兩代的華僑對祖國都有極深的感情，甚至流於‘沙文主義’。但是他們兩代對祖國的愛法，卻截然不同老一輩的總希望大清大皇帝多爭點氣，也好為我輩天朝棄民，出口烏氣。小一輩的則要驅除韃虜，創立以美國模式為張本的‘共和國’和‘合眾政府’，乃至新的社會，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標準了。

老實說，當年在檀香山的‘興中會’和在香港的‘輔仁文社’，都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所組織的。孫中山先生（譜名孫帝象，學名孫文、孫德明，字載之，人耶教時，名孫日新，行醫時他的漢文老師區鳳墀為他作一音之轉改為孫逸仙，後來變成‘美國公民’時，在美國護照上的英文名字則是Sun　Yat…sen）當時便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之一。他或許由於稟賦較高，幼年時確實‘異於群兒’；他也確實是讀書用功，作事有恆，終能‘脫穎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會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這模式對他也有特殊影響的。

這兒更不妨附帶一說。中山那時代的青年華僑，與筆者班上的僑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僑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節’之別。‘竹升’者，美國土生也。老華僑們認為這類小華僑，‘肚子內一無所有’。‘竹節’者，唐山出世，幼年來美，‘兩頭不通氣’也。

我們通番語的學術界，則叫前者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後者則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時的華僑小青年，幾乎全是CBA而絕少ABC。因為那時的旅美華僑，生存在最兇殘、最下流無恥的‘排華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壓榨之下，中國婦女，除少數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說是絕無僅有也。

而那些小‘竹節’，則由於父親是‘美國公民’（母親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紙’而旅美者也。

所以這些小‘竹節’絕大多數都能使用中英‘雙語’（bi…lingual）。其天資笨拙或不願用功的，往往雙語皆不通；而稟賦卓越，又肯於用功學習的，則每每兩語皆精。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