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在茶場的三年（三年後他轉到天井公社長嶺大隊）。從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幾個小時連續不斷的重活，開荒墾殖，挖溝挑土，把人累得發瘋，累得腦子裡一片蒼白，身體完全被掏空，“身體各個器官各行其是”，似乎和自己脫離了關係。有一次回到宿舍以後一連抽上七根菸還回不過神來。睡到第二天早上，韓少功發現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讓體溫烘乾了。再一看，發現夜裡帳子也沒掛，自己身上被蚊子咬出了很多紅包。還有一次，他吃著吃著，突然發現面前的飯缽已經空了四個，他的肚子一共塞下近兩斤米飯，還覺得是空空的。就這樣，滿滿一個勞動日才能掙十幾分工，價值八分錢或者一角多錢。到年終決算，除去八百斤糧食的收入，如果每人還能有三四十塊錢的現金結餘，就已經算是大富翁了。

黃豆鹹水湯是唯一菜蔬，一吃就是兩個月。這時候，最美妙的事物就是白生生的豬肉，在知青們的想象中流油，引起他們一次次回味往日的口福，回味各種久違的節宴和點心。有一次，他們在地裡挖回一點野菜，打了一鍋湯，竟引起大家拼命的爭奪。

那是連鋼鐵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歲月，但皮肉比鋼鐵更經久耐用。耙頭挖傷的，鋤頭扎傷的，茅草割傷的，石片劃傷的，毒蟲咬傷的……每個人的腿上都有各種血痂，老傷疊上新傷。但衣著襤褸的青年早已習慣。朝傷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處理。我們甚至不會在意傷口，因為流血已經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膚早就在神經反應之外。我們的心身還可一分為二：夜色中挑擔回家的時候，一邊是大腦已經呼呼入睡，一邊是身子還在自動前行，靠著腳趾碰觸路邊的青草，雙腳能自動找回青草之間的路面，如同一具無魂的遊屍。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溝裡去的時候，一聲大叫，意識才會在水溝裡猛醒，發覺眼前的草叢和淤泥。

汨羅江之夜（2）

這是韓少功後來在《山南水北》中對當年知青生活的一段回憶。儘管如此，很多知青的革命熱忱並沒有減少。一個知青學習小組在韓少功的倡導下成立，一個農民夜校也辦起來了，其油印教材由韓少功編寫，並自掏腰包印刷成冊，發放到農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對資產階級特權，如此深奧的內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學主題。韓少功親自擔任教員，向農民演講，但是效果很差。農民只是想來識字，對發生在十幾裡以外的事情就沒有什麼興趣。基層幹部對外國名字更是疑竇叢生，連“馬克思”聽上去也有作亂之嫌。終於，一張抨擊茶場某領導多吃多佔的大字報，使夜校終遭打擊和夭折。“我曾經真心想為農民爭利益，沒想到他們向幹部揭發我。我貼大字報，反對農村官僚權勢，農民出賣了我。”（韓少功：《鳥的傳人》，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農民們不過是認為，這個城裡來的年輕人雖然說得在理，但他鬧完了拍拍屁股就會走，而他們祖祖輩輩都要在這裡生活下去，都是鄉親鄰里，怎麼能把關係搞得那麼僵？

對於韓少功這個少年書生來說，現實逐漸露出了嚴峻和堅硬的面容。別說“農村包圍城市”，就連反對農村一個小官僚，也是雞蛋碰石頭。當他從公社“隔離審查”回來之後，農民都躲開這個敏感人物，很多知青夥伴也注意與他保持距離。他後來對同志們斷言：對農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識分子才是歷史的火車頭！——當時他正與湖南靖縣、沅江縣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與廣東、廣西等地的異端分子拉上關係，打算共同組建一個地下團體。

正是在韓少功的倡議下，他們決定向一系列知識領域發起進攻，用他們的話來說，“一定要混進知識分子隊伍”。

茶場裡的學習小組不久就成鳥獸散。知青們開始厭惡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勞作，裝病請假，外出盲流，找幹部拉關係，總之逃離就是一切。汨羅江上那片冰涼的月色，已不再能激發出浪漫詩情，只能喚醒肉體勞累和精神失望的雙重痛苦。特別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後，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當工人了，領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來的夥伴內心惶惶。原以為大家要在這裡共同生活一輩子，沒想到人生還有變數，社會等級分明，多賺錢是硬道理，革命大話當不得飯吃。每個人都從集體主義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開始認真考慮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學會了相互之間爭奪機會的明爭暗鬥，甚至學會了向領導送禮品或者拋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與領導們關係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較容易被招工單位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