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歌曲一直沒有找到自己恰當的唱法，港臺的學過了，東洋西洋的也都學過了，效果都不好，給人又做偷兒又裝闊佬的感覺。於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專門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揚一把在腦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土要麼乾脆是灰塵。“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門前刮過”，雖然“高”和“大”都用上了，聽著卻還是小氣；因為您再聽：“不管是東南風還是西北風，都是我的歌……”這無異於是聲稱，他對生活沒有什麼自己的看法，他沒心沒肺。真要沒心沒肺一身的仙風道骨也好，可那時候“風”裡恰恰是能刮來錢的，掙錢無罪，可這你就不能再說你對生活沒有什麼看法了。假是終於要露馬腳的。歌唱，原是真誠自由的訴說，若是連歌唱也假模假式起來，人活著可真就絕望。我聽有人說起對流行歌曲的不滿，多是從技術方面考慮，技術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說。但是單純的技術觀點對歌曲是極不利的，歌麼，還是得從心那兒去找它的源頭和它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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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地情歌（3）

寫到這兒我懷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許是我錯了？我老了？一個人只能唱他自己以為真誠的歌，這是由他的個性和歷史所限定的。一個人儘管他虔誠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與一代人的歷史是不同的，這是代溝的永恆保障。溝不是壞東西，有山有水就有溝，地球上如果都是那麼平展展的，雖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實那很可能全是沙漠。別做暴君式的父輩，讓兒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們曾經做那樣可憐的兒女已經做得夠夠的了）。此文開頭說的那位二十一歲的朋友——我們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歡唱什麼歌呢？有機會我要問問他。但是他願意唱什麼就讓他唱什麼吧，世上的緊張空氣多是出於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變為窮干涉。我們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戀愛的季節，我們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觀念干涉別人愛情的行為，都只是一股逆流。

我二十一歲那年（1）

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病房有十二間病室，除去一號二號，其餘十間我都住過。當然，決不為此驕傲。即便多麼驕傲的人，據我所見，一躺上病床也都謙恭。一號和二號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認為我住那兒為時尚早。

十九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麼好，要麼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裡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十號病室。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麼之後，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後，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瞭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後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十號有六個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光房錢一天就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說，“死唄可值得了這麼些？”三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四床是個老頭，說：“別介別介，咱毛主席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一床不說話，一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二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夥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蹟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四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剛有的一點舒心頃刻全光。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裡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裡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累累了。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鬆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裡，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麼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賠？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