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戰爭指導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組成的慎重派則認為：當前只有一心完成“滿洲國”建設及對蘇軍備，方能鞏固國防。而此時向中國伸手，造成支離破碎之勢實在不妥。基於此，參謀本部作戰部的意思是以不擴大為方針。

石原是日本軍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軍事思想鎮住了日軍中的不少將帥。“九·一八”事變時他以一箇中佐的身份出現在瀋陽，全盤謀劃，為事變的成功和日本侵略東北立了大功。日後多年，日軍中一直公認“九·一八”事變是石原思想、板垣實幹的結晶。侵佔東北，他是贊成而且傾盡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論都是建立在對蘇作戰的基點上，因而反對對中國壓迫過急。

在接到盧溝橋事變第一份戰報後，石原深深感到在中國挑起事端的可怕後果，他從掌握作戰全域性的立場出發，對各方面表示了下述見解。他說：“現在可以動員的師團是30個，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國方面，所以，不可能進行全面戰爭。但是，如果事態繼續發展，全面戰爭的可能性極大，這樣，其結果很可能和拿破崙在西班牙的作戰一樣，陷入無底的深淵之中。為此，我認為目前應該斷然命令駐華北部隊一舉撤退至山海關的滿華國境，然後由近衛首相親自飛抵南京，與蔣介石促膝暢談解決當前存在的根本問題。”

石原的確是日本軍界的奇才，在中國問題上更是顯出了他目光的深遠，多年來，戰亂頻繁的中國國力衰微，1937年前蔣介石對日本人又一直採取妥協退讓之策，因而日軍年輕、年老的軍官幾乎都沒把中國軍隊放在眼裡，因而“主戰派”自始至終佔據上風。但石原憑自己的學識和經驗，認定中國自身巨大的潛能，多次警告日軍中的樂觀派萬萬不可輕視中國。中國一旦醒來抗日，則日軍有可能陷入中國無法自拔。1936年至“七·七”事變爆發，他一直在努力勸說內閣和軍部，儘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滲透取代經濟、領土方面的侵略。但日益專橫的軍部豈能聽他支配？主張對中國行使武力的少壯軍官們仍在東京上下活動著。石原的勸說非但沒有奏效，反而在日軍中樹敵不少。

日本軍界上上下下無視石原的勸告，顯示了他們的淺薄和狂傲，日後他們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941年當日軍統帥部決定對美軍動手時，石原再次站出來竭力反對，但他仍未能阻止日軍對珍珠港的襲擊。日本整個民族幾乎成了狂躁的日本軍人的犧牲品。石原也因與軍方持有異議並多次提出反對意見，而於1941年3月底被戰爭狂人東條英機趕出軍隊，編入預備役。戰爭時期一名軍人被編入預備役，在日本被視為莫大的恥辱。

1941年，石原莞爾在軍中悲劇性的結局似乎冥冥中預示著4年後日本民族的結局。但這些都是後話。

石原莞爾對全面發動對華戰爭心存疑慮，組閣僅1個月的近衛首相也有難言之隱，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渦中掙扎。

近衛在日本政界算是文雅的知識分子，但他也難免日本知識分子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和膽小怕事。他非常善於接受他人的見解，不論來訪者與其關係如何，只要意見正確無不表示贊成。作為一個政治家，這是明顯的缺陷，但是卻給予一般人以好感。因此，他是在不希望戰爭擴大的日本民眾的一片歡呼聲中上臺的。不但如此，就連日本軍方對這任新首相還是抱有殷切期望的。

近衛本人並沒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懷著或許自己可以駕馭陸軍的幻想才出任首相的。但最終他失敗了。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在中國大陸的作戰主任池田純久奉調回東京，某日他訪問了近衛。

近衛初見池田便顯出十分不高興的樣子，嚴肅地說：“池田，到底還是打起來啦！你可知道盧溝橋事變是一些少壯軍人搞的陰謀？”

近衛從“九·一八”事變和關東軍暗殺張作霖的問題推斷，認為這次事變也一定是軍方搞的陰謀。

“公爵，戰爭的發動者並不是軍人，而是首相閣下自己。”池田深感不快地反駁說。

“你說什麼？”近衛迷惑不解地望著池田反問道。

“不錯，公爵，是您的責任。”

池田說著拿出一張7月13R出版的報紙遞給近衛，其中關於當地日軍與中國方面達成現地解決的方案，只在版面的一個角上作了簡單的報道，從1版到3版幾乎全是煽動國民支援戰爭的政府活動。

“公爵，政府高談不擴大戰爭，然而報紙上都是談的戰爭問題，怎麼能不使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