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聽後笑著說：“那土豆燒牛肉可比咱們的小米飯窩窩頭好吃得多哦！”說得大家都開心地笑了起來。

這時，許光達的一個同學也笑著說：“光達是我們汽車訓練班的黨代表，每月的七十多盧布，不到月底就翼中空空了。大家給他起了綽號叫‘光蛋’。

當時我們還懷疑，他一不上街，二不進飯館，錢都哪去了呢？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把錢都交黨費了！“

說話的是胡虎清。許光達見他在誇自己，有些不自然，就說：“這沒什麼，我是黨員，黨就是我的家，發了錢交給家，自古以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嘛。”

毛澤東主席聽後說：“好啊，現在你們到家了。中央歡迎你們歸來！你們都是在列寧故鄉喝過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學問噢！要洋為中用，把你們學到的知識、經驗應用到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去。”說到這裡的時候，他用力地一揮手，然後繼續對大家說：“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已經渡過了最艱難的時刻，你們在蘇聯學習的時候，我們紅軍正在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噢！你們回來後，我們已改成八路軍和新四軍了，他們是革命的隊伍，名稱變了，但我們黨和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沒有改，紅軍的光榮傳統沒有改。軍隊的發展壯大，需要大批像你們這樣的人才，你們這樣的幹部越多越好！希望你們要好好發揮作用！”

毛澤東主席的話，在許光達的心裡激起了萬頃波濤。他知道，中央對他們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們肩上的擔子是不會輕的。此時，他已經做好思想準備，一切交給黨來安排。

幾天後，許光達被任命為抗大總校訓練部長。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工作。雖然在莫斯科學習五年，但從沒有想到會從事教育訓練的領導工作。

他原來以為：自己多年在戰場上指揮作戰，肯定會讓他重操舊業。雖在意料之外，但他明白，負責訓練工作也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革命事業的發展，需要大批的人才。黨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派出這麼多人出國，正是為了這個。

他愉快地接受了這一任命。

許光達走馬上任，來到抗大總校，向林彪和羅瑞卿報到。

林彪、羅瑞卿都是黃埔軍校出身，林彪是黃埔第四期，羅瑞卿是黃埔第五期，和許光達是上下屆的同學，儘管如此，許光達並不認識他們，此時是第一次見面，自然是親熱一番。

隨後，許光達又見了教育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張際春、校務部長楊至誠。

許光達上任後，為了儘快熟悉情況，一方面向校領導特別是劉亞樓瞭解學校的教育訓練情況，另一方面，經常深入到學員中，瞭解掌握學員的學習情況，以及對教育訓練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他平易近人不擺官架子，說話和藹可親，跟學員打成一片，因此學員們都親熱地稱他是“新來的學員部長”。

這一天，他來到學員的教室，實際上是座窯洞，裡面放的是石凳、石桌、石黑板，他找了個石凳坐下，見一位青年教員在講哲學課，可不少學員卻顯得很疲倦，有的還把頭低下靠在石桌上。下課後，他就問這位學員：“講課時你怎麼睡覺呢？”這個學員一看是首長在問話，顯得有些緊張，支支吾吾的。許光達問：“是不是聽不懂？”那學員點了點頭。許光達問了幾個學員都說感到吃不消。

經過調查他了解到：這些學員平均都有八年以上的鬥爭歷史，經歷過無數次戰鬥，平均每人負傷三次，多為營團以上領導幹部，其中絕大多數沒有上過學，或只讀了幾年私塾就投身革命了。他感到，教學的內容應作些調整，對於工農出身的幹部，要適當增加些文化課，提高他們的文化知識水平。同時，不同專業應在時間與內容的分配上有所側重，並根據培養物件增減教學內容，使教育訓練符合實際鬥爭的需要。

他把這個想法向校領導彙報，很快得到同意，並由他重新修訂了教學實施計劃。

學員的學習環境是艱苦的，他們每三到五人住一孔窯洞，既是宿舍，又是學習室。上課則集中到一孔大窯洞中，晚間自習，每三天發一支蠟燭，不夠用，討論時便吹掉蠟燭，摸黑談。到後來，蠟燭也沒有了，又改用胡麻油燈，沒有燈芯，便捻一個紙捻代替。許光達懂得，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領導幹部的模範帶頭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這一天，許光達與學員們一起來到山上打柴，這對他來說，還是新媳婦坐轎頭一回。他從小在家時燒的是稻草，而且是很小離開家外出求學，從來沒有使用過斧子、砍柴刀。他的個子高，用刀砍起灌木來，很是費勁，連砍了幾下，就是砍不掉。不大工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