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軍費總預算還是儘可能的要有所減少，因為明年是帝國二五計劃的最後一年，為了保證三五計劃的實施，明年將會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地質調查經費，增加全國礦業的勘探和儲備水平，同時考慮要將中東、汶萊和新幾內亞部分地區納入帝國地質勘探和三五計劃中，這部分開支投入是不能節省的。此外，我國電氣工業化水平相距美國的差距不是再縮小，而是在擴大，帝國明年務必要推出全面的電力化程序，加上帝國預計在三五計劃中強行推進土地的均化，這部分貸款數額肯定不小。當然，考慮戰爭因素，帝**費的總預算不會有較大的下滑，但是地方政府承擔的部分能否減少掉，重新加強地方教育、水利和交通領域的投資，將總軍費開支降低到7。5億中圓？我覺得這還是可行的，畢竟內閣在明年下半年要換屆，還是不適合將這些問題拖延下去，完全交給下屆內閣處置的話，恐怕會有一些混亂之處！”

他知道能決定此事的唯有皇帝，當即再和宋彪勸說道：“皇上，我**費開支雖然相對英法各國要少很多，但是國家正處於快速建設的階段，這幾年經濟發展的很快，但是基礎建設和農業發展還是相對滯後，教育也不如一五時期的進步明顯。”

宋彪嗯了一聲，卻在心裡權衡著其中的利弊。

帝**費開支在過去五年中總體還是比較穩的，並沒有對國家建設造成太嚴重的影響。從1914年到1916年，軍費開支從原先的2。3億增加到4。5億，1917年增加7。5億，1918年突然增加了20億的軍費總預算用於對蘇戰爭。

最後在1918年增加軍費基本是靠國債的方式解決，此前大約也有1/3的軍費來自於國債，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並不大。

目前，中央軍部仍然保留7。7億中圓的軍費盈餘，按照宋彪和蔣方震等人的意思，如果現在結束戰爭，那這些錢就用於中央國防軍的購艦及軍事技術研發投資。

短暫的思索片刻後，宋彪和唐紹儀回覆道：“我認為軍費開支對帝國財政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帝國建設固然重要，但不能說為了保持建設就任由軍隊打敗仗。那你賠款割地的成本又如何說，你明年是可以榮譽滿身的退任了。將帝國戰敗的責任留給誰來擔負？”

唐紹儀聽著這番話，心裡充滿了各種無奈，即便他明年可以打破兩屆連貫任期的限制繼續擔任一屆總理，他還是希望削減經費。

帝國已經連續六年征戰，軍費開支對帝國財政的影響雖然不像英法那麼危急，但也讓人感到頭疼。和蔡元培等人一樣，他們有自己的思想，心理都不是特別支援軍部對蘇開戰，現在想要削減軍費。也是希望皇帝和軍部能同蘇俄談判，而不是一味的冒險用戰爭解決問題。

唐紹儀不敢再說異議，他太瞭解皇帝，只要皇帝將話說的難聽了，哪怕看似中立的態度也最好別在頂撞下去，意義不大，這不是他這位總理是否敢於忠君直諫的問題，而是皇帝的內心世界、能力和帝**部都充滿了無數懸疑，誰也不知道皇帝和軍部到底還有多少實力，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只有軍部自己明白。

見唐紹儀和蔡元培這兩位和平派都不敢說話。宋彪思索片刻後，和歐陽賡問道：“身為外相，你現在是怎麼考慮的？”

歐陽賡沉默半晌，答道：“回稟陛下，戰事至此，最重要的問題根本不是軍費的問題，帝**部若有足夠的能力，那就必須消滅蘇俄。縱觀東歐諸國在去年的赤化過程，可見蘇俄的外擴和侵略不是軍隊的擴張。而是赤化之擴張，乃是思想和主義之擴張，再觀蘇俄血腥屠殺沙皇一家，可見當今威脅陛下最深者就是蘇俄。若是蘇俄影響進入國內，觀俄國之革命，必定也會禍亂我國，導致內亂，屆時若要血腥鎮壓則將失信於國民，若不鎮壓則禍害帝國，凡宗教都當毀滅，凡資本企業都當國有官營，前朝凡事都辦官營，教訓極深，帝國豈能再走這樣的愚昧舊路？故而對民族光復革命威脅最大者也是蘇俄，此乃性命攸關之威脅，此乃民族榮衰之威脅，絕不可輕言和談，務必當窮追猛打，以絕後患。”

此時此刻聽了歐陽賡的一番話，宋彪心中感慨啊，讚道：“不愧是帝國外相，你所想的問題和我是一樣的，內閣也好，國民也罷，很多人都不支援這場戰爭，其實我心裡明白，此戰不打不行。如果不打，總有一天連我也要重蹈沙皇的舊轍，滿門被蘇俄斬殺，帝國之希望一概抹殺，從政治到主義全部要服從蘇俄。所以，這不是一場國家利益之戰，而是一場主義之戰，民族根本之戰。我中華民族之根本不在於皇權，而在於儒法道釋墨之諸家思想，自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