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年的確是把手頭的一些落後技術賣給了外國公司。”

在裝備公司的辦公室裡，剛從京郊開會回來的馮嘯辰，接受了趙健和王豐碩的問話。針對對方提出的問題，他直言不諱地說出了真相。

趙健和王豐碩此次找馮嘯辰談話，基本上就是一個程式性的操作了。胥文良拿出來的證據，直接解決了關於馮嘯辰所出售圖紙的技術來源問題。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個能夠指點胥文良、崔永峰寫出經典論文的年輕人，發明一套彎輥串聯裝置是不在話下的，他或許在經驗上還有欠缺，但構思有了，加上王偉龍的協助，完成設計並不困難。

所謂覺悟不夠的指責，也是不成立的。他把小發明賣給外國人，把大發明無償獻給國家，這樣的覺悟還不夠高嗎？這些發明都是屬於他個人的，賣給誰，國家根本無權干預。

至於說作為國家幹部，偷偷地把自己發明的技術賣給外國人，是否違反規定，在當年或許是有問題的，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就無所謂了，甚至可以說是敢於突破舊的傳統觀念束縛，算是改革先驅的那一類，是可以拿到報紙上去公開宣傳的。

經過此前的調查，趙健和王豐碩對馮嘯辰的崇拜已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雖然作為紀律部門的官員，是不應當對自己的調查物件產生這種感覺的。

馮嘯辰在京郊開完會，收回自己的手機，一開機就收到了一大堆簡訊，全都是“通訊小秘書”的留言，說某某號碼某日某時給他打了電話云云，認真一看，有些電話可謂是鍥而不捨，前後給他打了數十遍之多。

王偉龍這些人不敢直接給馮嘯辰發簡訊，因為擔心萬一馮嘯辰真的出了事，紀律部門會透過這些簡訊追究他們的洩密責任。不能發簡訊，打個電話直接說總是可以的，但電話打過來，就轉到秘書檯去了，所以馮嘯辰會收到一大堆未接來電的通知。

馮嘯辰不明就裡，挑其中的幾個電話回過去，一打聽，才知道是當年的事情被人揭出來了，紀律部門正在對他進行調查。結合這幾天發改委讓他參加封閉會議的事情，馮嘯辰也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雖然知道這些，但他心裡沒鬼，自然也不用怕。此外，紀律部門的人沒有收繳他的手機，而且放任他在結束封閉之後自由地與朋友聯絡，這就說明這件事情並不嚴重。

果然，在他回到辦公室之後，趙健和王豐碩就來了，一見面就開誠佈公地說了舉報信和對他進行調查的事情，最後的問題就是請馮嘯辰確認當年的事情是怎麼回事。作為當事人，他的陳述也是非常重要的。

馮嘯辰的回答，與胥文良的猜測如出一轍。他聲稱當時國家鼓勵搞多種所有制，所以他想讓父親和弟弟辦個企業，卻缺乏足夠的資金。無奈之下，他便挑了幾項自己早年的發明，都是一些瀕臨淘汰的舊技術，透過在德國的嬸子賣給了外國企業。嗯嗯，這件事沒有向國家報備，似乎還涉嫌逃稅，自己會讓辰宇公司的法務去稅務局走一趟，把什麼稅金、滯納金之類的都交上。

至於說自己為什麼能夠發明出這麼多技術，當然是因為自己有一個很牛的爺爺啦。在自己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爺爺學技術，經常和爺爺一起推敲技術思路，所以形成了無數的奇思妙想。當然，自己的經驗不足，能夠貢獻出來的也只是一些想法罷了，就像胥文良他們那篇文章，自己的貢獻真的只有一點點，一點點點，一點點點點……，主要的技術成果都是胥老和崔總工他們做出來的。

這番話，讓趙健他們又感慨了一回。馮嘯辰說到的什麼逃稅的事情，對於紀律部門來說，根本就不關心。當年的稅法好像也沒那麼嚴格吧，這種事情，不過是改革過程中的一些小瑕疵罷了。

整條證據鏈到此徹底完成了。果如紀律部門經常說的那樣，調查不僅僅是為了發現錯誤，有時候也是為了發現成績。經過這次檢查，紀律部門發現了一名當代幹部的楷模，值得披紅掛綵予以表彰。

因為涉及到一名局級幹部，而且舉報的事項也非常嚴重，這次的調查報告，直接送到了最高層。與此同時，孟凡澤、羅翔飛也以離休老幹部的身份，向高層反應了有關情況。這樣一來，關於霍源地鐵工程裝置招標以及後來國外媒體炒作、國內某專家發表不負責任言論的事情，也進入了最高層領導的視野。

“有些基層領導幹部和一些學者，非但喪失了最起碼的黨性，連作為一名中國人的起碼覺悟都喪失殆盡了！這樣的幹部，以及這樣的學者，留在我們的體制內，到底是在為體制服務，還是在與國外勢力裡應外合，拆國家的牆角，阻擋中華民族的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