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迫害。但這種反對極少來自皇權，大多隻發自于思想界的對手，以及因為這些對手本身就是官員，而帶來的行政打壓。

對這種異己，本朝上下無疑是寬容的，並不會窮追猛打，更不會趕盡殺絕，‘文人動口不動手’、‘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這已是約定俗成的規則。所以仁宣以來，國朝鮮有因成為思想異端被害的學者，跟政壇上的你死我活對比十分鮮明。

哪怕因為那場大禮議中，天下的讀書人九成九站在繼嗣派這邊，其中又以王學門人表現最為激烈，他們在講壇上罵、在書院中批、在出版物上挖苦繼統派，聲援楊升庵等人，結果惹惱了嘉靖皇帝，下令關閉全國私人書院，禁止公開宣講王學。但也沒有出動廠衛大肆抓人、大興文字獄之類，誅殺株連更是沒有……就連那繼統派頭子楊升庵，也不過是任其在昆明醉生夢死，就是偷偷跑回四川老家，也睜一眼閉一眼而已。並沒有傷到讀書人的元氣。

這種現象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促成，一者，從本朝往前看，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替，原因種種，但總逃不出民生、軍事、政治幾個層面，卻從未因思想的衝擊，導致皇權統治動搖。百無一用是書生，漢族的皇帝們不認為讀書人之間的事兒，有什麼危害性，自然也就沒有鉗制學術思想的意識。

二來，本朝理學盛行，讀書人以名節自勵，講求修、齊、治、平之道，將個人的成功與對國家的貢獻統一起來，自然深受統治者的歡迎。雖然崇尚自由自我的王學興起，但在理學家看來，心學太易流於空談，若學那魏晉名士高坐清談自然是好，若是要拿來經世濟國，卻是麻繩拴豆腐，提不起來。

目前最為人熟知的三公槐辯論，也恰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