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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不能不發生一個疑問：“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息為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當然，“非侵國帑，即削民膏。”成為“國之囊、民之賊”，不誅何待？

高士奇最後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訪聞確實的，早就憤憤不平，此時越發激動，秉筆直書：

聖駕南巡時，上諭嚴戒債進，違者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愍不畏死，於淮揚等處，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萬金，潛送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是士奇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

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清議，為人作壟斷，不以為恥，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為者，亦甘心為之而不為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士哉！

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域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區若不言，有負聖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

這個摺子一上，皇帝頗為動容，但他實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躊躇再三，才傳旨召見高士奇與王鴻緒。

“有人參了你一本，說你種種招權納賄，你自己說吧！”

聽語氣緩和，高士奇的膽使大了；要賴是賴不掉的，便這樣答道：“外省督撫，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饋贈，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聖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進退，臣何能參預一字？在那些人，誠為無益；在巨則寸絲粒粟，皆自天恩中來。”

“你是強詞奪理！”皇帝說道，“你們要弄些錢，為子孫之計，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傷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們的操守、才具，我都瞭解。這一次我不計較，以後看你們自己吧！”

這是皇帝駕馭漢人的手段。三藩亂平，正需休養生息；皇帝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實心辦事，情願在支治上容忍——當然不是不講求吏治，但重在鼓勵，不重在懲罰，這是為了求得京師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當然，郭琇的忠誠正直，他是極其欣賞的；這道奏摺雖不曾發生怎樣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卻已簡在帝心，特遣侍衛賞賜綢緞筆墨等物；同時傳諭，郭琇忠貞諒直，益期勤慎，無負厚望。

等了幾天沒有訊息的郭琇，正感沮喪之際，得到這樣的溫諭，頓覺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並不護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納諫，置高士奇、王鴻緒等人於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無論如何，建言無罪，在皇帝的這番恩賜中，已顯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應抨擊的人，無須顧忌。

因為皇帝是這樣處處以民生為重，所以只要真能為地方除弊興利的官員，雖有過失，無不曲有。特別是在河工方面，當河道總督靳輔，五年工成，而復有蕭家渡決口時，廷議不外兩派主張，一派要革靳輔的職，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責令靳輔賠修。而皇帝對此兩派主張，都不採納——這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所作的決定。

第一，靳輔革了職，卻也卸了責；後任以為一切都是前任的過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負責任；因而該防的不防，該堵的不堵。推翻靳輔的成法，另起爐灶，說不定要前功盡棄。

其次，靳輔的廉潔，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賠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賦，借貸告幫，絕不會籌足應需的經費，於是因陋就簡，反而壞事。

為了這兩重顧慮，皇帝只下旨：靳輔革職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復；應需經費，仍由國庫撥給。這樣體恤臣下，靳輔當然要加倍出力，終於堵塞了蕭家渡決口，使黃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計劃。

然而下海口之處，不作根本之圖，則黃患始終存在，靳輔與陳潢親自視察以後計議，陳潢主用古代的“溝恤法”，在高郵、寶應等七州縣，築高過海潮，堤外為水淹沒的土地，乾涸成田，放領給百姓耕種，一方面使貧民得有屯墾就業，以謀衣食的機會；一方面可從屯田上收取租息，作為治河的經費。

照陳潢的計劃，共需四百九十萬兩銀子，但只需先撥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畝，放領得價來撥補。

靳輔的奏摺一上，交下廷議，都以為應准許他的建議。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計為優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