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回踱步。他們在房上叫到幾號，那個號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門前大聲喊道：“二號五個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這時候要不是有存糧釘著，你怎麼熬過那漫長黑夜裡的兩小時？

我們這屋“掃地風”比別的屋子也大一號，給的煤餃子也比別的屋子多一倍。這兒的煤球不是用篩子搖出來的，所以不是圓的，這兒是把煤末子和黃土和成了煤泥之後，就用我們的飯碗當工具做煤餃子，出一個個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齊活了。一開始，這活兒都把我們這夥人看呆了，那煤泥絕對是煤少土多，那顏色一點兒都不黑，快和新四軍的軍裝顏色差不離，灰不拉唧的。我們想，這成色的煤餃子，有法兒著嗎？沒想到，這兒的煤還挺好燒，就這種灰色煤球著得旺著呢。

為了節約，我們屋一個星期才分給一百個煤餃子，平均每天只能燒十四個，而其他小號每天只能燒七個。二十四小時都燒，絕對不夠。所以一到傍晚我們就必須封爐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才開啟火。封火的時候，把半塊煤餃子研成細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爐口以後，再用一根磨細了的筷子扎一個隱約可見的小洞。從那洞口，隱約見到煤火的紅色，這樣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來，我們碗裡的剩水都結了冰，口嘴邊那兒，都有一塊由我們整晚哈氣形成的白霜。每個值夜班的，都凍得只能坐在爐臺上。所以，每個犯人棉襖的背後都有一綹如屋漏痕般的焦黃——那是封火後的微小火眼升騰出來的熱氣所為。

那時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楊秉蓀正好在一個房間。我們那個房間是個把角兒的大屋子，住了十來個人。別的小號才有五六個人。我們屋連炕都沒有，在地上鋪了些麥秸算是我們的鋪位。所長對我們說：這些麥秸在這裡也是“稀罕物”，麥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鋪的上好材料。話是這麼說，對我這個風溼性心臟病患者來說，這地鋪再“高階”，在這不見的陽光房間裡地氣陰潮，照樣讓我忐忑不安。

當然，這兒也有這兒的好處。北京倒是住樓，還有電燈，還有夠分量的窩頭，還乾燥爽朗。但那兒管得太嚴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鬥別人，其餘時間都得坐在那兒學習，還得坐得筆管條直。你連找個人聊個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樣機警，才能偶爾進行。

這裡物質條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沒人搭理你。你愛看書就看書，愛聊天就聊天，愛幹嘛就幹嘛，只要你別打架鬧事，他們只要求你老實待著就行了。

人生何處不相逢，楊秉蓀萬萬沒想到，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饒陽縣，見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見到過的老朋友李友鈿。你想想那年頭兒，有幾個人出過國？老楊人家是蘇聯、匈牙利雙料留學生，在那兒學的是小提琴。老楊和我屬於一個大案子進來的，都是因為傳說了文化旗手的笑話。

老李從來不說政治笑話。他本來是上海的一位名廚，陰錯陽差被外交部選中，派往國外常駐，在莫斯科和布達佩斯都呆過。在“*”中，有人在國外揭發他買菜中間可能有貓膩，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聽臉就白了，那個火紅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目溫順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館，企圖“叛國投敵”，結果，還是被抓了回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4）

當年，老楊是使館請來的藝術家，給國際政要獻藝。老李則負責演出後給大家準備上好的佳餚。你想想，那時候他們是什麼架勢，什麼派頭？吃什麼？喝什麼？

在饒陽這裡，他們大眼瞪小眼，喝著白開水，等著下頓的黑李逵餅子。這兒的餅子剛下鍋的時候是黑紅黑紅的，近似巧克力顏色，等涼了下來就黑得像鐵疙瘩一樣。這是全高粱面的餅子，所謂全面就是在磨面的時候，把能磨的東西都磨進去。不出麩子不出糠。這樣的糧食實惠，所以才那麼黑。

老楊和幾個同屋的人，每個人都拿著各式各樣的本子，各種各樣的筆，一本正經圍坐在老李的周圍。老李用他無錫口音普通話給大家講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固然，越寫越餓，越餓越寫。別看老李已經餓成細脖大腦殼了，可講起菜譜來，還是當年著名大廚的譜兒，言簡意賅，形容準確，細細道來，不緊不慢。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緻無比。無論中餐還是西餐都可以錄入頂級的菜譜。就這樣，我國的飲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傳承。

我這人雖然也喜歡吃好的，但絕不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