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你了嗎？你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嗚咽，說：“什麼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們過不去，只是為自己的一生傷心。”

這場會我們倆是主角。起立準備上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對視了一下，我努力對她微笑了一下，微微點了點頭。她透過淚眼望著我，依然那麼楚楚動人。我想，她也是在為我傷心，她讀懂了我。

那時候，我們每天至少出去批鬥兩場。幾十場裡有兩場，我永生難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術學院，把我拉回那個熟悉的舞臺。我曾經在這個舞臺上扮演過古希臘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劇結束的時候，我曾站在這個舞臺上，這樣高呼過：“人們啊，聽聽伊索最後的一個寓言：狼問狗：是誰把你喂得這麼肥胖？狗說：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與其餓死，也不戴上那條鎖鏈。人們啊，讓我作為一個自由人而死去吧！”沒想到，今天，我居然會回到這裡，重複這千年前同樣的故事。

那天，激動發言要求政府槍斃我的老師、同學，並沒讓我傷心。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迫不得已，他們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們在生死這個關口，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我想，作為演員，我比他們演得更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親任教的學校——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同時把我父親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臺下陪鬥。那天，我看到老父的頭髮全都白了，他為我如此擔憂，更讓我難過。很久以後才知道，當他得知我被判處死刑後，一夜白髮。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樣。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長高了，他那麼無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這晦氣的陰影。我期望他們能理解我，可是我卻無法說出一個字。

為了讓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會場的時候，放穩了自己的腳步，鏗鏘有力地趟著我的重鐐。這道具很質樸，你趟好了，那聲響相當沉著。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們和我一樣平靜地面對群眾的瘋狂。淡然處之就是把持一種心態。

當批鬥者第一次喊“現行反革命分子張郎郎”的時候，中間的警察扯住我的頭髮，往後一拉。讓我在群眾面前亮相。從第一次批鬥開始，我就知道了這個程式。從第二次開始，每當我將被動亮相的時候，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平和、友善的面孔。讓人們知道，我沒有被粉碎，也沒有被打垮。我不是你們心中的假想敵。這次，我給這場戲，準備了一個微笑的亮相。參加過這個批鬥會的人，應該是記得的。

同一天，居委會主任和兩個警察趕到我們家，他們要找我媽媽談談。他們知道我們家孩子多，萬一有人想不開，會有更惡劣的後果，所以我媽媽首先得想得開。媽媽一個人坐在陽臺上望著遠方。警察走上前來，說：

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趕上點兒了，你可得想開了。這會兒誰都沒辦法，你們家的人，可別胡思亂想，別出了岔子。”媽媽平靜地說：“我小時聽說過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因為寫東西被判處死刑，那時候他們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沒想到我兒子也成了這樣的人，我沒什麼想不開的，我為他感到驕傲。”主任連忙對警察說，老太太瘋了，快走，快走。

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18）

有時候，批鬥回來我想：過去常聽見“生不如死”的說法，覺得那是矯情。現在，我們每天幾場示眾，這些演出遠不如阿Q那麼幸運；壓根沒我們表現自己內心感受的機會。連唱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機會都沒有，更沒有“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的悲壯場面。

警察為了趕場，往往就乾脆把我們像生豬一樣，直接扔到卡車的車廂裡。我們的臉就被車廂底的鐵皮、雪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腳踝都被鐐銬磨得鮮血淋漓，只得撕開自己的襯衣，嘬著牙花子，慢慢綁裹自己的傷口。這哪兒是要處死頂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讓你像一條癩皮狗一樣被悄悄處死。這時候，我才明白了什麼是“只求速死”的心態。

當然，什麼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們被拉出死牢，沒想到天氣居然開始轉暖。天也晴了。也許是天氣的關係，隊長們的脾氣也見好轉，也有點兒耐心煩兒了。這天，他們沒把我們挨個扔到車廂裡，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車的旁邊。兩個警察把我一舉，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車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著鐐輕輕一躍，就上了車。卡車兩邊坐滿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間的地下。這時候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車來，那就是我心中的庫裡娃——孫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狀態好多了，大概她也想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