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併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孓遺者矣。（見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志’，第六冊，頁一五四二。）

‘漢書’中這節記載，歷史家要在雞蛋裡找骨頭，那也是找不盡的。可是作者敘述的封建崩潰的程式，那大體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縣制之出現卻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經過數百年慢慢轉變出來的。大體說來封建崩潰之開始是，諸侯用各種方法兼併來的土地，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不決’或‘懸而不封’。這就是‘縣’的起源了。在古文裡，‘縣’、‘懸’本是一字。讀音亦相同。不像後世讀成縣去（聲），懸平（聲）也。縣而不封，縣而不決，本是個臨時的辦法。後來永遠‘縣（懸）而不封’，縣就變成個政治制度了。

把郡縣或州縣的‘縣’解釋成‘懸’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中也說是‘縣者縣（懸）也’；不過他接著說是‘縣（懸）於郡也’，那就說錯了。（見該書萬有文庫版第三冊三十四頁）筆者青年期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就讀時，隨顧詰剛師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誤釋，認為是‘縣者懸也。懸而未決或懸而未封’，而非‘縣於郡者也’。撰成‘我國郡縣起源考’之期終作業，嗣並收為‘畢業論文’之前篇，頗承業師過獎。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益覺青年期判斷之非謬。蓋封建王朝末期對封地‘懸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歐民族國家亦有之，只是其結果不若中國竟發展成獨特的郡縣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縣制之興起與發展實為我國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轉型之關鍵所在。一轉百轉，迨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由封建制轉入郡縣制，全國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無一不轉。‘廢井田，開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謂‘廢井田，開阡陌’者，即是開放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種，以增加生產也。筆者撰拙篇於抗戰中期，初不知歷史會重演，其後竟有廢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等之現代化的‘廢井田，開阡陌’也。以故筆者不揣淺薄，亦將五十餘年前之青年期舊作收入本編，以就教於方家也。

回憶五○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半工半讀之時，曾在該校之‘中國歷史研究部’作編譯。斯時學部主持人魏復古（Karl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鉅著‘東方專制論’（Oriental　Despotism：　A　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殺青階段（此書於一九五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譯成漢文出版），魏氏囑餘校訂全稿並箋註拙見。不才曾嘆其功力驚人，而其結論則因果倒置。蓋魏氏修正馬克斯末竟之學說，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並創立其一己之理論，認為‘亞洲式社會’實為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國家為提高農業生產而興建規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導致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逐漸建立起極權專制之國家機器來。其語甚辯，而鄙意則適得其反。蓋我國國家機器之完成，實在始皇帝‘廢封建，立郡縣’，建立‘職業官僚體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後也。我國政治制度之發展，實是郡縣制的國家機器建立於先，而大規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長城及運河等等）則建設於後也。建立都江堰這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國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陸上叫做‘四川省委書記’）。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書記的權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約同於今日李鵬主持的三峽水壩工程），是無法施工的。以故筆者數十年來所篤信之我國‘國家強於社會’之傳統（始自郡縣文官制之出現），為我國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點之拙見，與魏氏之說，表面上似頗為接近，而本質上固有其本末先後之異也。

百代猶行秦法政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發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極盛於始皇（統一中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於漢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漢初諸呂亂後，非劉不王，曾一度郡國並存，搞一國兩制。迨吳楚等七國亂後（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國’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