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即國會“選舉”總統，總統自然是國家元及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無疑。但政權的核心卻在總理——總統提名總理——國會多數黨領袖。經國會批准後，總理出面組閣。行使行政權，對國會負責。

總統的權力是小多了，但宋氏設計的政權框架中總統卻有解散國會重新大選的權力——當國家出現了危急況時總理領導的政府必須為此負責。而且，總理府的重大決策必須得到總統的認可——可以用憲法來明確需要總統用印的事項。

洪粵誠設計的框架某種意義上是為龍謙量身訂造。宋教仁卻認為存在重大缺陷，說明白些就是容易形成總統府一家獨大的局面。按照洪氏的設計，國會根本就無力制約總統。爭論到後來，宋教仁乾脆直指洪粵誠諛上——開國領袖自然是雄才偉略，你能保證後續都像開國領袖一般英明？龍先生廢封立共和，欲為我中華開闢一條跳出治亂迴圈的康莊大道，國家的穩定在於政權的穩定。政權的穩定在於彼此制約，內閣制看似削弱了總統大權，但總統將置身於一般的雜務之外，政府的失誤不會危及總統的威信。豈不是尊重總統締造共和的偉烈豐功？總統百年之後，必以開創歷史的一代偉人而記入歷史，我這個方案怎麼就成了剝奪總統的權力？你這樣迎合軍方，豈不是辜負了龍先生的美意？

宋教仁的方案有“虛君實相”的成分在內。其方案確實有總統不為政府的失誤擔責的用意在內。

他指責洪粵誠迎合軍方之語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宣傳局討論擬定政體得到了軍方的高度關注。

軍方重將不可能無視最高權力機構的組建，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向宣傳局表示了各自的意見，電報、信函或者信使。各大軍區都有信使往來於駐地與北京之間，他們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各軍區肩負著“推薦”議員的使命，來宣傳局“彙報”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宣傳局確實需要掌握各軍區該項工作的進展，在通訊問題相當落後的現在（除了龍謙沒有人認為落後），誰會排斥當面溝通呢？宋教仁每次都參加與軍方代表的會談，司令官們未奉命令是不能進京的，來的都是參謀長、副參謀長或者其他深受信任的軍官。

他們表達了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意見：軍方不允許出現權力分散的況，軍方希望不僅軍權要集中，而且政權也要集中。

集中在誰的手裡，這個不而喻。當然，由於各大軍區的司令官性格迥異，表達意見的方式及用詞有很大的差異，但意思基本是一樣的。

宋教仁不認為這是那位居住在海晏堂吐哺握的授意（宋教仁認為其無需用繞彎子的方式來獲取權力，那不過是他一句話的事）。但正因如此，宋教仁才感到了擔憂。如果不是出於責任，如果不是看到了國家正在生的令宋教仁感到振奮的變化，不是讓他看到了國家振興切實的希望，他幹嘛要坐在這張椅子上，因此承受昔日同事的譏諷甚至謾罵？他一直不理解的是，有很多昔日同一陣營的戰友改換門庭，為什麼只是自己得不到原諒？難道就是因為與昔日的領袖一直存在意見分歧？

宋教仁與譚人鳳、孫武等人一同進京，閒置了一段時間，先是孫武進入總參工作，算是正式加入了蒙山軍。宋教仁看得出來，孫武很高興。也是的，在民國已經成為歷史長河中一朵浪花的況下，作為軍人，能夠獲得為國效力的機會總是件高興事。然後龍謙親自與自己談，要自己到剛成立的軍委會宣傳局做副局長，協助洪粵誠工作。他尚未答應，譚人鳳已經領了龍謙的任命，高高興興地回湖南做民政長了。不知為何要繞如此大的圈子，要使用譚石屏治理湖南，幹嘛要到北京轉一圈？幹嘛不像湯化龍一樣直接了當？譚人鳳對自己說龍謙與他談了兩次，還共進一次午餐，交代了治理湖南的要點。令譚人鳳激動的是龍謙對湖南評價極高。說“中國若是古希臘，湖南定是斯巴達，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魯士”。這個評價可太高了。難怪譚石屏興奮難當。

宋教仁當然也接受過龍謙的宴請。其實就是便飯而已，不過在餐桌上談事氣氛總是要和諧的多。住在賢良寺的宋教仁聽到過這樣一個傳。說龍謙必請“降將”吃飯，但對於蒙山軍嫡系，反而不是人人都有這個待遇了。好多軍區參謀長奉召進京，最多也就是見一面而已。

宋教仁不大在乎這些虛禮。他既然留在武昌未走。便是對民黨已經失望了。蒙山軍將統一中國是不可逆轉的事實，熱衷於政治的、年僅三十多歲的他自然不想就此罷手，所以才跟隨龍謙進京。龍謙已將他的建國方略全盤托出，對於軍委會宣傳局擔負的使命，宋教仁已是一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