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維新派的漢族大臣們有一個計劃，在察覺保守派將有所動作時，他們意識到軍事力量是決定政治的終極力量，比較了京畿周圍的武力，最值得打主意的，還是袁世凱的那支小站新軍，進而費盡心力拉攏袁世凱也就不足為怪了。

當晚，袁世凱下榻的法華寺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譚嗣同。

他至今仍記得八月初譚嗣同到法華寺見他拿出皇帝的密諭要求兵諫太后的那段驚心動魄的話語，要求自己出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廢黜慈禧。

那幫書生總是自以為是，在他們眼裡，政變也是那麼簡單，只要自己給新軍下達命令即可。真是可笑之至！且不說他們的主張是否被自己接受，就算自己願意出兵，那也得將士用命才行。北洋新軍中忠於朝廷的人不知有多少，遠的不講，號稱新軍三傑之首的王士珍就是徹頭徹尾的忠於朝廷的人。一旦風聲洩露，自己就是滅族的大罪！虧得當時自己沉得住氣，沒有答應那個湖南書生譚嗣同的煽動。

加授侍郎銜後，按照規矩，袁世凱是要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謝恩的。臉拉的老長的慈禧指著跪在地上的袁世凱問，“前日皇上問你，‘倘令汝統帶軍隊，汝肯忠心事朕乎？’你是怎麼答的？”

袁世凱脊背上的汗立時便下來了，我的天啊，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在太后的監視下呀。但他真的不記得回答光緒的原話了，好在慈禧替他說了，“猴崽子，你說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報效’對吧？”慈禧冷笑數聲，“圖效大清朝廷，整頓陸軍，原是對的。但皇上也太覺匆忙，我疑他別有深意，你須小心謹慎方好。下去吧。”

從北京返回天津是八月初五，如芒在背的袁世凱已經感到了保守派勢力的強大，很想將譚嗣同的計劃彙報給自己的上司，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但又不知如何開口。他是必須向上司榮祿彙報北京行程的，但這天榮府訪客極多，袁世凱沒有面談的機會。一直磨蹭到二更天，袁世凱與榮祿不著實際的會談才告結束。榮祿饒有深意地留袁世凱在榮府住下，不讓他返回小站軍營。

世間都說袁世凱在八月初五當晚向榮祿密告了康黨的計劃，大驚失色的榮祿當夜便緊急返回京城，深夜闖宮面見太后，導致第二日（八月初六）慈禧在早朝時發動宮廷政變，宣佈重新訓政，幽禁光緒帝，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

這種說法流傳甚廣，其實有很多不合情理之處：其一，不能高估當時鐵路交通的能力，當時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車的執行要調動各個機關衙門，沿途各站還要配合。就算榮祿得知了維新派軍事政變的計劃，也不可能在幾個小時之內調配好整條鐵路線的人員和物資並開出專列，在天亮前趕回北京。其二，宮廷制度的規定讓榮祿不可能在深夜闖宮去見慈禧。而且，慈禧當時已歸政光緒，退居頤和園頤養天年了。她不能隨時隨地、直接無礙地接見朝臣，更不要說是在深夜接見了。其三，慈禧在八月初六發動宮變收回權力時，給康有為安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並無軍事政變的罪名。假如有這麼一條，康有為就不是“交刑部按律治罪”了，而是滅族。

實際情況時，第二天，那位上書太后要求採取措施制止皇帝胡鬧的御史楊崇伊來天津宣讀北京政變，太后重新訓政的通告。老奸巨猾的榮祿從楊崇伊處得知袁世凱在北京的這幾天與維新派交往甚密的情況，疑心大起，立即傳見被他扣在府中的袁世凱，一定要搞準袁世凱的立場。當袁世凱得知慈禧太后已經在北京動手，維新派已徹底失敗的訊息，立即將前三天的所有情況和盤托出，包括譚嗣同法華寺所說的一切。

袁世凱還是告密了，但初五前告密和初六告密卻有著重大的區別。初五前完全是賣友求榮，但初六後就出於自保了。

八月初七，楊崇伊攜帶榮祿寫好的密摺急返京師，慈禧太后大驚，於是在初九再發上諭，逮捕譚嗣同等人，大肆搜捕維新派。這個時間差，也足以佐證袁世凱在初五晚上並未說出譚嗣同的密謀。

這些驚心動魄的往事袁世凱一直不堪回首。事實證明，他的所有行動都在榮祿那個老奸巨猾深得慈禧信任的傢伙的監視中，藉口各國兵輪遊弋大沽口外，要自己立即返天津佈防，將自己調回了天津，隨後即派聶士成的武毅軍五千人進駐天津，切斷了自己與北京的聯絡。而董福祥的甘軍也進駐北京。聶士成與董福祥都是絕對忠於太后的！

當時真是千鈞一髮啊。虧得自己將譚嗣同的談話全盤報告了榮祿，取得了榮祿及慈禧的諒解。雖然他在維新一事上有罪，但關鍵時刻站穩了立場，猶可造就。另外就是，榮祿一直很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