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唐太宗為啥就看中魏徵能成為一個“直臣”呢？可能是魏徵剛剛歸順他時的一件事觸動了他。當時魏徵被派到河北去“安輯”，也就是說去安撫，為何要安撫河北呢？估計是因為當年在平定劉黑闥叛亂的時候，太子李建成很多部下戰後留在這兒鎮守，所以玄武門事變後要安撫他們。結果魏徵走在路上遇到兩個太子的親信被官府押解著送往長安，魏徵說事變後已經有命令，所有的太子黨、齊王黨都不追究，現在卻把這兩人押往長安，那咱們去河北安撫還有什麼用？他說：“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舊唐書魏徵傳》）現在要是釋放了這兩人，不要追究他們的罪過，那麼河北地區就會被感動，再遠的地方也會被收服。最後果然釋放了此二人，在河北地區起到了良好的效應。這件事被太宗知道了，他覺得這個魏徵可以啊，剛剛投降到我這邊就敢提意見，而且還很中肯，所以他就開始特別關注魏徵，魏徵也開始更加兢兢業業。史籍記載說：“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舊唐書魏徵傳》）要不怎麼說兩人是一拍即合呢？

從此以後，太宗和魏徵就一個奔著明君、一個奔著直臣而去，兩人聯袂塑造了中國古代史上君臣關係的典範。正如魏徵自己所說的：“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資治通鑑》卷一九四）是您鼓勵我說話，所以我忠直，假如您是個拒諫之人，我怎麼敢呢？在史籍中魏徵的諫言非常多，其中絕大多數都被太宗所接受。綜合一下，我覺得魏徵的諫言中透露了如下的思想特點。

第一，難。什麼難？守成難。開國初期的君主一般都經歷過血雨腥風的戰爭，總覺得這世界上還有比打仗更難的事情嗎？陸賈告訴漢高祖有，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魏徵告訴唐太宗有，那就是守成。太宗曾經問大家：“創業與守成孰難？”（《資治通鑑》卷一九五）房玄齡回答說國家草創的時候，群雄逐鹿，然後稱霸天下，當然是創業難。魏徵則回答在艱難中得天下，在驕奢淫逸中失天下，所以守成難。太宗笑著說：“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資治通鑑》卷一九五）房玄齡是和我一起打天下的，知道創業難。魏徵是和我一起治天下的，害怕我驕傲自滿，所以告訴我守成難。魏徵告訴太宗的這個難字，就是提醒他不能滿足於現狀，要謹慎治理國家，要知道治理國家的複雜性。他告訴太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要知道民意不可違，失去老百姓的支援是極度危險的事情。

第二，靜。有時靜不代表不作為，靜是力量，靜是靜觀其變，靜是一種自信。太宗剛剛即位時的唐朝，國力相當地弱，遠沒有隋朝強盛，人民生活水平也好，經濟發展也好，人民負擔也好，人口狀況也好，都不容樂觀，整個國家一言以蔽之還是比較凋敝的。在這種情況下魏徵提出治理國家重在一個靜字，正如老子所說，“治大國若烹小鮮”（《道德經》第六十章），此時的靜意味著不胡鬧，不亂折騰，敬惜民力，表面上看這個國家的外貌也許改進很慢，可是老百姓人心安定，這比什麼都重要。魏徵曾經在唐太宗面前直言不諱地指出，您別做夢了，您的國力和隋朝沒法比，他列舉了軍隊數量、國庫資產、人口數字，然後說：“度長計大，曾何等級？”（《舊唐書魏徵傳》）咱們跟隋朝比，不成比例啊，但是緊跟著他又指出：“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舊唐書魏徵傳》）他們強，於是他們瞎胡鬧，大興土木，伐高麗，生活驕奢淫逸，所以很快就崩潰；我們弱，可是我們不折騰，不胡鬧，所以我們很安定，因此靜比動好。

有時候，靜甚至比動有更大的力量。魏徵就這樣給唐太宗展示過“靜”的力量。比如當時嶺南地區有個大酋長叫馮盎，此人曾在唐初主動歸降唐朝。但是在太宗時期傳來了一個說法，說是馮盎叛亂了，理由是他和嶺南另一個酋長談殿互相攻打，而且長期不入朝拜見，因此大家建議太宗派遣大軍去討伐。唐太宗正準備這麼做，魏徵站出來了，幹嗎勞師動眾？這事兒用平靜手段就能做好。他給太宗分析，馮盎要是叛亂，理應發兵把守嶺南各處交通要道，侵犯州縣，可是這都好幾年了，也沒見他這樣做，你越告發他叛亂，他越不敢來朝見，他越不來朝見，就越有人告發他叛亂，這不是惡性迴圈嗎？因此他給太宗的建議是派遣一個使者安撫馮盎，就能平定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