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和地方勢力，都曾經藉助於地方社會既有的以家族和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初級社團組織，積極參與地方社會的公共事務。1949年後，這些民間組織退出鄉村權力舞臺，被帶有政權性質的各種人民團體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間娛樂則由帶有宣傳意味的會演和類似的活動替代了，祭神活動則在破除迷信中似乎消亡。不過，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生產成為個人與家戶的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的實行，為傳統社會關係的恢復提供了發展空間，促使非正式地方性制度的再現，加上原先中斷的海外——鄉土聯絡也被啟用，一些沿著歷史、社會、文化所塑造的地方性傳統社會組織，如宗祠會、老人會、丁氏回族會、太原學會、虞舜協會、比干協會、媽祖會、道教協會、漁業協會、種糧協會、家族或海外基金會等被重新建立起來。

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成長與目前情勢（5）

當然，J市的社會生長更得益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20世紀80年代後，以市場為導向的民營經濟率先在J市崛起，原先以農業為特徵的產業結構轉化為以工業發展為特徵，同時第三產業也隨之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社會群體，由原先單一身份的農民分化為農業勞動者、鄉鎮企業工人、外出的銷售員、農村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外貿業管理者、商業經紀人等，這些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利益需求。隨著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為了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政府—企業關係，在地方政府的支援下，同業公會、行業協會等現代型社團組織快速發展，J市的民營企業主群體先後成立了玩具、紡織服裝、菸酒食雜、機械五金、建材、皮業、摩托車工貿、機動車市場、鞋材、印刷、種植養殖、短褲、拖鞋、傘業、美容美髮、石業等共22個同業公會，會員總數1　500多家，涵蓋J市經濟的主要行業。這些社會團體依據市場規則，制訂行規或公約，協調本行業事務，實行同行企業自律，維護會員企業利益，提供社會服務。活動範圍包括：同行企業的保護和自律；發揮溝通政府與企業之間聯絡，為政府決策提供諮詢依據；為企業發展提供資訊；研究制定本行業產品標準，提出相應發展規劃建議；幫助企業解決技能培訓和人才引進等。

社會生長並不是自發形成的，其發育和強大得力於市場與國家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結構的多樣化，而現代國家為社會生長提供了制度支援。政府作為公會和協會的後盾，逐步賦予其相應的職能，使公會和協會的工作較正常地開展，會員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地位，享有了政治社會的基本權利。

在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中，社會生長與之相互依存，互相參照，它有四個基本功能：第一，填補了國家治理機制所遺漏或無法達到的領域。尤其是一些新的、無法被納入正式制度解決範圍的問題。以J市管理機動車市場為例，由於機動車報牌程式繁瑣，漏洞甚多，因此，J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和機動車同業公會合作共同成立的機動車報牌中心，該中心成立於機動車交易市場內，形成了一條龍服務，使國家（或政府）能夠藉助社會的力量達成管理的目標。第二，充當了公共權力與私人領域的中介。把私人領域中形成的共識透過言論、行動轉達給公共權力。以J市的玩具同業公會在1999年向政府申請“減稅”事件為例，當時遇到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外貿出口形勢十分嚴峻，玩具行業整體滑坡，同業公會屬下的73家會員透過同業公會，與政府相關部門積極溝通，最終使政府同意將公會所屬的會員企業稅賦維持在上一年的水平。第三，使國家的基礎性力量增強。由於社團發展能夠推動社會成員自發合作，志願地而不需要外部強制地達成集體行動，避免國家偶遇動盪時所面臨解體的風險，因為社會生長使整個國家的“基礎性力量增強”，使國家權力能夠透過社團組織居中調控社會，並促使國家制定規則的空間和能力增大。以J市為例，在二次創業期間，日益凸現的貧富分化和保障機制的不完善，曾一度影響了J市的社會和諧和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慈善總會協助政府在全市範圍內展開助困、助學、助老、助殘等多項社會公益活動，有效地應對社會秩序和安全問題。第四，培育公民政治參與能力。不論傳統型社團還是現代型社團，或者社團是否受到國家控制，其成員都可以在參與非政治組織的活動中慢慢學會妥協和寬容，產生信任，培養組織和交流技巧，從而最終提高人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和能力，增強政治效能感。如Verba，Schlozman和Brady所說的，“政治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