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較早的國家。鐵托的不結盟政策為南斯拉夫向東西方開放提供了空間。它繁榮的市場和人民的生活質量曾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羨慕不已。但在20世紀80年代暴露的至少有兩大失誤與後來的動盪有關。一是沒有利用當時的機遇，調整好經濟結構。20世紀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開始較大數量地使用西方貸款，進口專利，使南斯拉夫的生產裝置和產品質量有較大幅度的改善。80年代初，到了償還債務期。起初，企業努力還債，但生產用的原材料基本依靠進口，還債後則無力再進口原材料。最後陷入了生產停滯——不能出口——無錢進口——無原材料生產的怪圈。這裡還需要提到的是，當時南斯拉夫欠外債已近200億美元。由於在自治制度下，貸款多是由企業和共和國借的，聯邦政府對國家共欠多少債根本心中無數，因為在聯邦登記的外債不到40億美元，但當企業和共和國無力還債時，債主都到聯邦政府討要，政府才恍然大悟——南斯拉夫已債臺高築。當時的聯邦政府總理普拉寧茨向議會提出，以後向外國借貸須由聯邦財政部經手，但多數議員卻不肯接受這一提議，理由是該辦法不符合自治原則。最後採取了不透過本法就不散會的強力措施才解決。二是沒有處理好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矛盾。欠發達地區多是資源產地，發達地區多是科技產品產地。經濟發達地區埋怨，欠發達地區不能正確使用聯邦支援不發達地區基金，隨意浪費發達地區人民的血汗錢。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不掩飾他們感到在聯邦中吃虧的情緒，要求獨立與丟包袱的想法不無關係。

第二章　南斯拉夫主權一分為六（22）

第三，民族矛盾是南斯拉夫問題的核心。鐵托勝利後，本來有機會把南斯拉夫民族統一起來，他倡導的“兄弟情誼和團結”在促進各民族凝聚方面有過非常積極的成果。在1971年南斯拉夫人口普查中，有100多萬人在“民族”欄中自報“南斯拉夫族”。但鐵托為緩解民族矛盾、實現民族平等而採取的三項政策又增加了後來民族衝突的複雜性：一是單獨劃出穆斯林族。波黑原已有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兩個大主體民族，他們都各自有共和國。20世紀60年代末，信奉*教的人們成為單獨的穆斯林族，且他們人數最多。這樣一來，使波黑有了穆、塞、克三大主體民族。二是南斯拉夫憲法規定，每個主體民族都有分離權，這為後來波黑和克羅埃西亞境內的武裝衝突提供了理論依據。三是“弱塞強南”使科索沃有了地盤。塞爾維亞是南聯邦中最大的民族，又有過大塞爾維亞霸權主義傳統。減少其他民族對塞族的恐懼和擔心，是鐵托平衡各民族力量所關注的問題。1946年南聯邦憲法把科索沃列為“自治省”，從此科索沃有了自己的“版圖”。按1974年南聯邦憲法，塞爾維亞共和國內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兩省有了與共和國幾乎相同的權利。20世紀80年代末，米洛舍維奇採取收回自治省權利的過激做法，又加劇了矛盾，直到2008年2月，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徐：作為*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不斷鞏固執政地位，永葆先進性，應該從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執政失敗中吸取怎樣的教訓？

溫：至於中國共產黨應從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執政失敗所要吸取的教訓，我只能根據我個人的理解談點粗淺的看法。

l。　高度集權會導致政治經濟體制僵化，但過度分權不僅無法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順利進行，反而使黨陷入喪失自身存在價值和執政地位的境地。南共的教訓表明，改革高度集權的蘇聯模式必須遵循黨政、中央和地方分工不分家的原則，必須既能保證中央的權威性、領導權，又能發揮地方的自主性和積極性。過度分權不僅破壞了黨的領導權威，大大削弱黨統領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工作的能力，最終導致黨失去執政能力和地位，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

2。　*與集中應辯證統一，只講*不講集中危害黨的統一，造成黨的分裂。*集中制的精髓是*基礎上的集中，*與集中二者不可偏廢。只講*不講集中的做法必將削弱黨的領導，使黨的組織渙散，號令不一，戰鬥力下降。南共的教訓表明，調動黨員群眾的積極性，擴大黨內*不能以縮小黨中央領導作用為代價。南共的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地方組織和基層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由於缺乏正確引導，無法科學合理地使用這些力量，使其發揮出最大功效。

3。　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弱化甚至取消黨的領導。南共的教訓表明，在改革高度集權傳統體制下，應始終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