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對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統治者無力約束這種龐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農階級又無力抵抗各級權勢集團整體或個體的巧取豪奪，於是就有了潛規則體系對儒家宣揚的均衡體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亂迴圈。

帝國制度下的農戶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著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湊合活下去，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制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援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援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小農經濟也支援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並且間接抑制對帝國統治方式的耐受性較弱的工商集團的發育。另外，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導致帝國崩潰的隱患。由於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貪官汙吏的行列，激勵壓榨程度逐步升級，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

小農經濟的分散自給特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對造反集團狀態的敬畏決定了統治集團對儒家規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對一盤散沙狀態的輕視又導致了魚肉百姓的潛規則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餘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實現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潛規則在軟弱可欺的零散小農的土壤上成長髮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在這個過程的末端。則是迴圈出現的帝國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而在爭奪天下的混戰中，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體系，又勢必屬於駕輕就熟，無須冒險試驗的帝國制度，這是戰爭效率最高。社會認同最廣的制度。於是，帝國制度再一次出現在新一輪王朝迴圈的開端。

呂布不想重複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的老路，一心一意謀求家天下的萬萬代，卻跟任何獨裁統治一樣無法長久，頂多維持兩百年。短則連二十年都無法維持，呂布不想讓自己的子孫萬代重複李家、趙家、朱家的命運，他必須要為自己以及子孫萬代想出一個可以持續久一些的制度。

呂布的目光放在古今中外各個國度，以他看來，那些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君主們確實據有前瞻的眼光，因為他們直到二十一世紀還保有皇位，而那些拒絕妥協，認為自己能力無邊，皇位可以傳個千萬年的早都灰飛煙滅了。

如果能夠讓大漢往君主立憲的模式發展，使大漢平穩過渡到真正的自由公正的法治社會，不再以暴力突變的方式發展，讓中華結束每次改朝換代都是暴力戰亂的輪迴，那麼呂布的功績可謂中華第一人了，什麼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唐太宗都遠不如他，更別說女真族那個麻子野豬皮了。

君主立憲制度，從制度契約上約束了君臣之間的責任、義務，君主的權力被約束，就可以避免子孫中出現昏聵殘暴的而致使天下大亂，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死掉三分之一甚至八成以上的民眾，其實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很顯然，僅僅是君主立憲制度，並不能保證後世不亂，必須要遏制官僚的權力，而這一點僅靠皇室、貴族與官僚的操守是遠遠不夠的。

呂布不用去二十一世紀搬用歐美髮達國家的理論，他只用去從儒家經典裡的《孟子》裡面找，便可以找得到以天下人監督官吏的思想基礎。

作為思想家的孟子，他對民主最大的貢獻不僅是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命題，他同時還制定了民主的政治原則來保證老百姓的權力和利益。關於民主的政治原則，孟子提出：“國君進賢，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孟子意思是說，國家選拔官吏，左右親近的人說這個人好不行，朝廷上的大臣們都說這個人好也不行，國內的百姓都說這個人好。才能進入考察階段，考察後確實好，才能用他，孟子認為任用官吏應該走這種民主程式，罷免官吏乃至懲罰官吏也都應該走這種民主程式。

但孟子這番話裡面有個漏洞，一個國君，躲在深宮大院，怎麼會知道“國人”怎麼說？即便出宮去察看。恐怕也不容易得到真實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