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序 言

隋朝作為我國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究竟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怎樣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一個空白。由於其後繼者唐朝的偉大，並將隋作為反面鏡子任意貶低，經過幾千年的傳說和想像力的發揮，隋朝幾乎成了惡的典型。

正如愛因期坦說過的那樣：“你看到的世界是什麼顏色，取決於你戴什麼顏色的眼鏡。”

於是，配戴上‘惡’的眼鏡以後，我們看隋朝總是發現它不好的一面，並且在千年的傳說和演義中發揮人們想像力，將它變得更惡。但歷史總是一分為二。如果我們回過頭客觀地看那段歷史，就不能不看到人性中的善與惡總是在同時起著作用。

隋朝以前的五胡十六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烈最血腥的時期，戰爭無論從次數上還是規模上，朝代的更迭時間之快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民族所遭受的苦難也是空前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黑暗時代，一個眾神胡作非為的時代，一個是非善惡混亂的時代。任何一個有本事的人都可以當皇帝，從西晉以後的混亂開始，將軍出身的劉淵、奴隸出身的石勒、書生出生的蕭衍，流民出生的符堅、傳令兵出身的高歡，管油庫的陳霸先，都憑自已的本事當上了皇帝。而當上皇帝的人，為了保住自已的皇位，必須付出更多的辛苦，比別人做的更好，才能座穩他的帝位。就像一場跑步比賽，他怕別人追上他，所以他不停地跑，為了榮譽，為了當皇上的合法性，為了不讓別的英雄有非份之想，為了他家江山永固，他一直在跑，沒有目的地，沒有休息的時候，只能一直跑。

登上權力頂峰的帝王總想做得最好，讓別人對他頂禮膜拜，服服帖帖，沒有一點反抗意識和非份之想。就連本書中最無德無能的宇文也會這樣想。可最好的標準是什麼？

一個人，究竟具有什麼樣優秀品質的人，才能登上權力的頂峰？才能帶領這樣一個苦難的多民族走

出以暴易暴的惡性迴圈中。它的標準又是什麼？

沒有人能回答。於是，民族間、個人間的你爭我奪，相互殘殺持續了近三百年之久。鮮血在刀光劍影中相互交溶，民族在流血中重鑄。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民族和文化交溶的時代，一個文化重鑄的時代，一個民族品質重鑄的時代，一個新國家重鑄的時代。

新崛起的鮮卑族孔武有力、生命活力四射；衝擊著中原地區原有的古老民族，進行著自秦漢時期以來的第二次民族大溶合。

西邊的大佛，隨著鮮卑人的馬蹄，在雲崗高山上，在洛水邊的高崖上留下了其莊嚴神聖的印跡，折射出了這個少數民族雄健、陽剛而又活力四射的民族特徵。而漢族及其儒學卻從中原一直退過長江，退到了西南深山，留在江南計程車族們也沉溺於佛教而不能自拔，放棄了自已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中庸）的思想。

少數民族與中原民族的文化碰撞主要集中在佛教與儒學的對決中。

佛教給中國帶來的是北方的淨土極樂世界：佛主的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和極樂世界的美好，勸人向善，普渡眾生。南方天台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關注自我，是“普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世間無一物，何處染塵埃？”的見性成佛。

對決的最終結果是佛教的向善、極樂完美世界與儒學中的中庸與和諧找到了交叉點；是儒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與大佛飛天舞的等級秩序中找到了相似；是修身與頓悟中完成的善果；是頓悟中看破紅塵、唯我獨真的內心和諧。

於是，楊堅（包括後來的李淵）成了這種混和文化的代表。楊堅的家世顯赫完全是鮮卑族妻子帶領，他自已並不是依靠文才武略登上皇位的，而是他的中庸，這種中庸幾乎接近平庸，還有他的同情心（在佛教上表現為善）。

楊堅在其一生中，很好地把握好了‘中庸’的度，做到不偏激、不過分、不貪婪，保持住了那天人合一、君臣合一、父子合一、夫妻合一的平衡關係，使他很好地處理好成功與失敗、進與退、得與失，躲過了宇文家族一次又一次設計的死亡陷井，得到了一個又一個人的幫助，最終被人推向權力的頂峰。

而楊堅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心是上層體貼下層，強者幫助弱者，富者接濟窮者），使他贏得了所有各民族大眾支援。在儒家所倡導的秩序社會中，同情心就像是潤滑劑，如果多一些這種潤滑劑，這個金字塔社會的執行也將越順暢。一切都將更符合儒佛的和諧、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