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流鎮，一排小小的椅子上坐著小小的我們，我們學會了刷牙洗臉做早操，小小的漱口杯排成一排放在臉盆架上。畫畫唱歌搭積木，午睡，遊戲，每天晚飯後吃水果，排著隊去上廁所，排著隊，讓保育員摸額頭，排著隊到田野散步，手拉著手，有春遊和秋遊。講衛生、守紀律、懂禮貌，這是我們一生中受到的最正規的教育。

那個潘阿姨呢？管我們洗澡的，大家光著身子站在屋子裡，她一個個拖到她跟前，想起她我身上馬上就感到滑溜溜的。她最漂亮，但最兇。龐嬸嬸是洗衣服的，她胖胖的身影在晾衣場一閃一閃，床單如同連綿的波浪，散發出肥皂和太陽潔淨的芬芳。會計室裡有一個伯伯，他笑眯眯的，家長每個月都要到他那裡交錢。

我們排練的節目可真是別出心裁啊，呂覺悟扮演坦克兵，她的坦克是小圓桌子的桌面做成的，畫上履帶和輪子，炮筒也是硬紙板。張冬妮當炊事員，她把鍋勺敲得叮噹響。我和趙菊花都是偵察兵，我們假裝摸黑上路，踮著腳，左手在空氣中抹一把，右手也在空氣中抹一把，從這頭到那頭，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動作。然後，正式的演出就開始了，我們塗上了紅臉蛋，像一隊蘋果被帶到了燈光球場，那裡燈火明亮，有兩排一百瓦的大燈泡，無比輝煌，半個南流鎮都被照亮了呢！燈光之下，有我們的家長。

明亮的天堂就像煙花，頃刻間消散，一九六六年迎面來到，它像一個穿著斗篷的巨人，從南流鎮閃身而過，很快，張冬妮、趙菊花都不見了，她們去哪裡了呢？只剩下了呂覺悟。在那之後的十多年裡，我和呂覺悟常常唸叨這兩個名字，好像她們是兩種難得見到的糖果，我們把她們藏在秘密的地方，有空時偷偷舔上一舔，以便記起早已忘卻的甜味。

張冬妮消失得無影無蹤，趙菊花升到小學，跟我們同一個班，但她只呆了兩個月就轉學走了，去的是一個叫做遵義的地方。我們還沒有學會寫信，趙菊花哭著對我們說，一定要寫信啊！我們互相發誓，一定寫信，保持聯絡，將來長大了，我們到遵義看她，她回南流鎮看我們。一九八三年，我只身漫遊大西南，火車路過遵義，廣播剛一報出站名，趙菊花這個名字立即應聲而起，她大概在遵義等了二十多年吧，她一定記得有一個李飄揚，一個呂覺悟，在七歲那年，三個人揮淚告別。但她在遵義的哪個角落呢？我必須超越自己的能力才能找到她。我必須，化身為一名女巫，行走在遵義城的上空，手持一枚有透視功能的放大鏡，一寸一寸地搜尋，這時候，趙菊花就會被我找到。她跟我一樣大，都二十四歲了，說不定還結了婚，有了一個小趙菊花。火車離開遵義，頭也不回，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永遠也找不到。

。　想看書來

時光　七（2）

現在我再次想起她，我想起她以便讓自己在幼兒園多停留一會兒。趙菊花是一個經常留校的人，幾乎每個週末她都留校。我們在園裡全託，整整一星期回不了家，我們盼呀盼，終於盼到了星期六，我們兵分幾路，排著隊，手拉手，由老師帶著，走出縣委會的大門，走過自來水廠，然後西門口、東門口、龍橋街，一個個送回家。也有的時候由家長來接，我們在教室裡等著，聽著故事，心不在焉。有老師在門口說，某某某小朋友，家長來接了。某某某便變成了彈簧，一彈就到了門口。在星期六，全園的孩子都成了小鳥，只有趙菊花，成為石頭。

她是飛不走的，她說，我留校，我跟老師去看電影。這使我們特別羨慕她。她經常在週末跟黃老師去看電影，黃老師是外地人，週末也不回家，所以趙菊花由她負責。黃老師牽著她的手，走過自來水廠和西門口，走到公園路的電影院，她就像趙菊花的家長。趙菊花的家長跟所有人不同，不是她爸爸媽媽，也不是外公外婆，而是她的姐姐，叫趙蘭花，已經讀小學五年級了。她每週週末都會來看看趙菊花，給她捎點衣服，或者吃的，有時也跟著黃老師一塊去看電影。但從來不接菊花回家。她難道沒有家麼？她的爸爸媽媽在哪裡？為什麼不來看她呢？這些問題在週末會像燕子一樣飛來飛去，但是沒有人說出來，它們一閃而過，因為大家的爸爸媽媽已經來了。趙菊花，她生來就是留校的，生來就該週末不回家。我們這樣認為。

那該有多難捱啊！有一些孩子，他們連一個星期都挨不了呢。星期一才來，星期二就想著逃跑，星期三就開始了行動。

孩子真是智勇雙全，知道從大門是出不去的，從教室走到大門，要經過開闊的操場呢，一眼就被發現了。孩子趁著上廁所，溜到了晾衣場，晾曬的衣物一排一排的，高過了頭頂，跟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