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藉助錢玄同的激勵和介紹，魯迅先是成為《新青年》的作者，繼而加入編者的隊伍。到了一九二○年秋，魯迅應聘擔任北京大學講師，進入了北大。其實，在與錢玄同作那番談論之前，魯迅已經注意《新青年》。據《魯迅日記》載，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他曾給當時在紹興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這十本《新青年》，或許是陳獨秀所贈，也許是蔡元培所送。

一九一七年三月，由於魯迅、許壽裳的推薦，蔡元培決定聘請周作人為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譯員，於是周作人從紹興來到北大。同年九月，周作人成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歐洲文學史。

錢玄同向魯迅約稿，魯迅又介紹了弟弟周作人。於是，周氏兄弟進入《新青年》行列。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力主改革，招賢納士，眾星匯聚北京大學，而陳獨秀身為文科學長、《新青年》主編，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學者，納入《新青年》編輯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驍將，面目一新，戰鬥實力大大加強。如沈尹默所回憶：“《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由七人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週而復始。”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後來，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刊載《本志第六卷分期編輯表》，又稍作調整：“第一號，陳獨秀；第二號，錢玄同；第三號，高一涵；第四號，胡適；第五號，李大釗；第六號，沈尹默。”以北京大學為中心，以《新青年》為陣地，一個嶄新的文化陣營在中國出現了。在沉悶的中國大地，《新青年》發出一聲聲驚雷：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吹響了文學革命的號角，提倡白話文、白話詩；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魯迅的《狂人日記》，舉起了反孔教的旗幟；陳獨秀的《有鬼論質疑》，易白沙的《諸子無鬼論》，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的隨感錄，向封建迷信發起了進攻；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勝利》以及後來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頌蘇俄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第二部分：前奏初出茅廬的“二十八畫生”

就在《新青年》雜誌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顯赫的雄文之際，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號，登出了一篇《體育之研究》。

此文的作者的名字是讀者所陌生的，即“二十八畫生”！顯而易見，這是一個筆名。作者不願透露真姓實名。

那是陳獨秀從一大堆來稿中，見到這篇寄自湖南的《體育之研究》。雖說文筆尚嫩，但是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何況《新青年》雜誌的文章很少涉及體育，便把此文發排了。

推算起來，這是“二十八畫生”頭一回跟陳獨秀結下文字之交。

當時，這位“二十八畫生”，還只是個二十四歲的湖南小夥子。直到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笑談“二十八畫生”的來歷時，人們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數一數，總共多少筆畫？”哦，“毛澤東”——整整二十八畫！《體育之研究》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處女作是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寫《體育之研究》時，用毛澤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