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問題上，如改變以前對臺灣的支援，里根政府更多地是從實用主義和和解的立場出發的。可是，他在1979—1980年大選期間所說的話很難擺脫掉，這可能是因為這些話並不只是浮誇之詞，而是對世界秩序和對美國註定在其中的地位的一種基本看法。就像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任何國家要是充滿這類情緒，它們就總是難以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處理外部事務；相反，它們必定會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幹。

五 變化中的經濟格局（1950—1980）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薩斯城對一群新聞媒體執行人發表講話時再次指出：當今世界上存在著五支經濟力量——西歐、日本、中國以及蘇聯和美國。“這五支經濟力量將決定世界經濟的前途和本世紀最後1/3時間世界其他方面的未來，因為經濟力量是決定其他各種力量的關鍵。”假如經濟力量果真如總統所說的那麼重要，那麼就很有必要對冷戰早期以來世界經濟變化的情況進行更深入的瞭解。因為，儘管國際間的貿易與繁榮難免受到偶然###的影響（尤其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可能構成可以預見到的未來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的長期發展趨勢還是可以探測的。

正如本書前面所有的部分一樣，此處用以進行比較的經濟統計數字並不精確。更何況自從馬爾霍爾統計學字典問世以來，各國政府和各個國際組織所聘用的專業統計學家人數不斷增加，統計技術日趨複雜，要進行確切的比較又談何容易！“封閉”社會不願公佈統計數字，各國對收入和生產的統計方法不同，匯率動盪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決定放棄黃金匯兌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後），這一切給任何一個系列經濟統計數字的正確性都投下了懷疑的陰影。但另一方面，具有相當可信度的統計數字所揭示的蛛絲馬跡，又可以用來發掘其內在聯絡，進而推匯出今後發展的大趨勢。

貝羅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個經濟特點，正確地描述為“一個絕對空前的世界工業生產增長率”。1953—1975年間，年均總增長率達到令人矚目的6％（人均產值為4％），即使在1973—1980年期間，年平均增長率也達到了。按照歷史上的標準，這一水平是相當了不起的。貝羅克本人計算的“世界製造業生產”統計數字，與羅斯托的“世界工業生產”數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組令人目眩的增長數字（見表39）：

表39。世界製造業生產統計數字（1830—1980年）

（1900年為100）

貝羅克還指出：“1953—1973年間累計世界工業產量可與1800—1953年的一個半世紀的總產量相媲美。”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的恢復、新技術的發展、持續不斷的由農業向工業的轉化、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以及將工業化擴充套件到第三世界等等，這一切都有助於影響這個戲劇性的變化。

更進一步說，由於同樣的原因，與兩次世界大戰被扭曲了的時代相比較，1945年之後世界貿易的增長也足以令人驚訝（見表40）：

表40。世界貿易額（1850—1971年）

（1913年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製造業產品的貿易額有史以來首次超過了初級產品。這是幾十年來製造業總產量的增長大大超過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增長（也相當可觀）的結果（參看表41）。

表41。世界生產增長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可從製造業以及發達的工業國家（特別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之間貿易的巨大增長中得到說明。但是，工業化國家對初級產品日益旺盛的需求，與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實行工業化這一事實，意味著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近幾十年來要比20世紀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儘管西方帝國主義曾給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帶來損害，但當工業化國家進入擴張時期時，這些社會的出口和整個經濟的增長受益最大。福爾曼·佩克認為，19世紀當發達國家的“開發型”經濟（如英國那樣）迅速向外擴張的時候，欠發達國家的經濟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當20世紀30年代工業化國家陷入大蕭條階段時，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所遭受的打擊也最大。1950—1960年代，發達的工業國家經濟再度繁榮，對原材料的需求急劇增長，欠發達國家因而又出現了較大的增長率，工業化程度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