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口頭語是“你媽媽”，天津方言讀作“泥馬馬”，說天津人都不重視孩子的學習，學習有嘛用？有一家人特殊，孩子居然會認26個英文字母。有客人來，母親便炫耀，拿出字母表指一個讓兒子念一個：

“介是嘛？”

“泥馬馬的A。”

“介是嘛？”

“泥馬馬的C。”

“介是嘛？”

“泥馬馬的H。”

“介是嘛？”

“泥馬馬的B！”

按道理說，西門大官人侃的內容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津女孩兒都不會感興趣——誰會有興趣知道XXX副總理早上起來是先喝紅茶菌還是先喝小米兒粥？誰會耐煩聽XX的兒子和XXX的女兒結婚了後來又離婚了？

不幸的是唐靜姝恰好是這百分之一。

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城市，你的居住地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你的尊卑、你的政治地位、你的經濟狀況，甚至註定了你的前途和一生的命運。

在上海，全體上海人看不起蘇北人；而上海人內部呢？在上只角居住的人又看不起在下只角居住的人；在康平路愛棠園、愛桃園——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幹部宿舍區——居住的人則看不起全上海的人。

在北京，人們以居住在大院——海軍大院、空軍大院、總後大院以及國家機關宿舍為榮。

在天津，由於這是一個典型的市民社會，而且從來也不是政治和經濟的中心，連城市地位都是一會兒直轄一會兒省轄的折騰，不像北京，有大量的國家機關和三軍總部，也不像上海，有華東局及南京部隊的海、空系統及市委市府機關。老百姓對居住地域佔有的政治資源並不敏感，而且天津也沒有專門的高階幹部宿舍區，散落在和平區以及警備區機關的一些小樓獨院，也早被小市民的汪洋大海淹沒。但天津人也有天津人的地域歧視：他們把在簡陋的沒有衛生設施的低矮房屋裡生活的人稱為“小平房兒出來的”，區別於住在機關院校樓房裡的上等天津人。

唐靜姝不是小平房兒出來的。

她愛聽黎海民說話，她早聽天津人的柴米油鹽聽煩了。她沒有考上大學，也還沒有工作，所以時間很充裕。除了在媽媽的圖書館看閒書，就是聽黎海民說話。越讀書，就越覺得天津的生活令人窒息——沒有於連·索黑爾，沒有卡門，甚至連餘永澤也沒有。而聽黎海民說話，倒覺得新鮮有活力。她不但愛聽那些高階領導人的趣聞逸事——這些人的地位高到你甚至懷疑他們是否還在人間。她更愛聽黎海民憂時傷世、悲今弔古的憤懣議論。他憤怒地對唐靜姝說，小唐你知道嗎，共產黨懲治腐敗從不手軟，50年代就殺了天津的劉青山、張子善。改革開放之初，商業部部長和北京市的幾位領導在豐澤園吃了幾頓少交錢的飯，被一位叫陳愛武的廚師告到中央，統統被撤職查辦，陳愛武因此還當上了團中央委員。廣東海豐縣委書記王仲，貪汙了幾萬塊錢被處以極刑。可是為什麼就鎮不住呢？制度，只能是制度上的問題。看看這幾年，鬧成了什麼樣子？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唐靜姝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連悲傷都比天津人高几個檔次。

她還愛聽他抑揚頓挫的吟詩——

我不騙你，我不是什麼詩人，

縱然我愛的是白石的堅貞。

我愛英雄，還愛高山，

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

知道是誰寫的詩嗎？黎海民問。

唐靜姝搖頭。

“聞一多。”

唐靜姝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居然連聞一多都知道！

他甚至能夠準確地說出唐靜姝名字的出處，“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你會俟我於城隅嗎？”

她的臉紅了。

後來，黎海民談話的更多內容是訴說自己婚姻的不幸——在那樣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在那樣拮据的物質生活中，像他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有幸福的婚姻呢？

沒費多大勁兒，西門大官人便把處女唐靜姝擒到了床上。

從此以後，西門大官人對唐靜姝是憐愛有加，那蓬勃的花心確實也收斂了不少。在北京時，他在我的房間給我們都認識的一個己婚女子打電話，說我要請她吃飯。我劈手奪過電話說是黎海民要見你，沒我的事兒。那女子跟我聊了幾句，罵了一通黎海民有神經病之類的話，把電話撂了。黎海民見陰謀未能得逞，哈哈大笑了一頓，再未做他想。

足見他是愛唐靜姝的。

那時他早已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