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日，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奉旨來朝，哪知太祖因為把石守信，王審琦調了外任，身邊少了知己親信，未免感到寂寞，如今見到符彥卿，便有意把他調入京城，掌管禁軍。

趙普忙諫阻道：“陛下原來不是說過要強幹弱枝，削奪各州節度官員權柄的嗎？正是因為防範石，王二人位高權重，恐生不測，因而把他們調外任職。如今符彥卿已有太師，樞密，宰相之銜，又領節度使之職，文武職權都是名位已至*，不宜再掌禁軍兵權。若太過位高權盛，恐有損陛下。”

太祖本是居心仁厚，對彥卿毫無猜疑的，因而笑道：“朕與彥卿深交莫逆，卿苦疑彥卿，莫非嫌彥卿位高權盛駕凌汝之上而生妒麼？朕與彥卿相交至厚，彥卿又豈能負朕？”

趙普見太祖屢諫不聽，反說自己生妒，憤然發話道：“周世宗待陛下何嘗不厚，陛下何以又能負周世宗？”

太祖聽了，雖然很覺逆耳，但思量之下，這也確是實話，也是為大宋江山著想的。細細想來：我這大宋江山是從他外甥手裡奪來的，誰又能保他不會從我手中奪去？於是，也就不提此事了，只是把朝政革新，從今而後，節度使不再參與地方政務，地方政務交還州、府官員掌管，並由州、府官員負責向朝廷匯報當地軍政情報等等事項，詳細向彥卿告訴。也不委彥卿以禁軍兵權，歡聚數日後，依舊遣回鄴都任職。

彥卿本來就是個宅心仁厚之人，既無機心，亦無野心，聽罷太祖一番叮囑，只是一味的連連應喏，陛辭而去。

光義與趙普見太祖聽從勸諫，心中大喜，便與三位宰相一番商議，派遣大理正卿靳正漢為館陶縣令，監察御史王佑為魏縣令，右贊善大夫周渭為永濟縣令，屯田員外郎於繼輝為臨濟縣令。這幾個都是朝中知名的諍臣，來到鄴都各州府之後，雷厲風行，依次接管政務。這個周渭到了永濟之後，發現有罪犯殺人後逃亡，細查之後，放縱罪犯逃亡的正是符彥卿派駐永濟的偏將沈江，便嚴令衙役緝捕，立即法辦，也不再向州府上送。

一時之間，其他各縣也都競相仿效，地方吏治肅然，太祖大喜，陸續派遣文官到各地方州郡擔任長官，以取代跋扈難制的軍人，在“制其錢穀”方面，太祖又設定轉運使來管理地方財政，並規定，各州的賦稅收入除留取其正常的經費開支外，其餘的一律送交朝廷，不得擅留。這樣，既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又使地方無法擁有對抗中央的物質基礎。在“收其精兵”方面，太祖又將廂軍、鄉兵等地方軍隊中的精銳將士，統統抽調到中央禁軍，使禁軍人數擴充到幾十萬，而地方部隊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員，只能充當管理當地治安，缺乏作戰能力，根本無法和中央禁軍抗衡的部隊，這樣一來，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地方將領反抗中央的軍事基礎了。

太祖透過對藩鎮權力的剝奪，對武臣的壓抑，改變了五代時期藩鎮割據、朝廷衰弱、武人跋扈、文臣無權的狀況，提高了中央的威權。在中央內部，太祖又著手分割宰臣的權力，為宰相設定了副相參知政事，來分散和牽掣宰相權力，宰相和參知政事統稱為執政，而軍政歸於樞密院，其長官叫樞密使，樞密院與執政合稱“二府”，財政大權另歸於三司，其長官叫三司使，號稱“計相”，這三者地位都差不多，都直屬於皇帝。透過對相權的分割，防止了大臣專權的局面，太祖就曾直言不諱地當面對宰相趙普說：“國家大事可不是你們這幾個人說了算的。”說明宋代君主*體制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和加強。這些措施結束了唐朝中葉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這都是趙匡胤“重文抑武”的英明決策，正是這一政策的實施，帶來了大宋立國後的安定和繁榮昌盛。但是，這些措施也使得官員增多，開支增大，權力互相鉗制約束、帶兵的將領和地方實力削弱，埋下了日後積貧積弱，兩次亡國的禍根，不過，我們不能過高地要求古人，這些都不是趙匡胤當時所能預見的。

前面九十四回說到　太祖西巡，駕幸西京之事，曾動了遷都洛陽之意，只因朝臣反對，只好作罷。說起這洛陽，是什麼吸引太祖的呢？

第一：他是在洛陽出生的，所以，洛陽可說是他的第二故鄉。當年趙弘殷在在洛陽賣燒鏌的，後來投軍李嗣源手下當一個小將領，在洛陽掌管馬匹，趙匡胤的母親杜氏就是在夾馬營生下他來的。如果趙匡胤是一個普羅大眾，平平凡凡地度過一生，哪麼，誰也不會關心“夾馬營”這個地方的。但是，自從趙匡胤當了皇帝之後，這就不可同日而語了，洛陽官府正積極的蒐集當年太祖降生時的“聖蹟”，民間的“傳說”，不斷的報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