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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不是我惟一的兒子，我可能不會那麼難過。但瑪麗和我生了埃迪以後，就沒有再生小孩。”他突然停了下來，“哦，你不一定想聽……”

我轉過身去。“不，請繼續，”我說，“請講吓去。”他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說下去。他是我喜歡的那種人，而且，他確實把我看作他的兒子。我應該讓他把痛苦傾述出來，卸下內心的重負。我說：“請接著往下講。”

範內爾又喝了一口酒。他已經醉了，說話含混不清，長期呆在室內的長著雀斑的臉在慘白的燈光下顯得異常憔悴。“噢，是的，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寄託在他的孩子身上。埃迪進了哥倫比亞大學。讓我高興的是他喜歡讀書，有語言天賦。在十九歲時……十九歲，想想吧！他就在《紐約人》上發表了一個短篇，維特·伯納特把它編進了《故事》雜誌。他是這本雜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作者。這全靠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範內爾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比劃著，“他看得到。明白嗎，他看見的東西是我們看不見的。他能看見它們，並把它們變得充滿活力。馬克·範·多倫給我寫過一張便條，非常動人的一張便條。他說，他是他教過的學生中最富有寫作天賦的。想想吧，是馬克·範·多倫！那簡直就是一篇褒獎。你說，難道不是嗎？”他盯著我，好像要得到證明似的。

“的確是很高的褒獎。”我同意地說。

“後來……後來，他參加了海軍陸戰隊。他說他寧願主動參軍也不願應徵入伍。他這人太敏感，對戰爭沒有絲毫幻想。他只是從心底裡熱愛海軍陸戰隊的生活。戰爭！”他說這個詞時，聲音突然發生了驟變，帶有平常少見的鄙夷的意味。他停了幾鈔鍾，閉上眼睛，痛苦地點了點頭，然後又看著我，說，“戰爭把他帶到了太平洋。他在那裡參加了幾次最激烈、最殘酷的戰鬥。你該讀讀他的那些信，是那樣的樂觀、精彩，言辭優美，沒有一點悲觀和自憐。他一直都堅信自己會回家，會重回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學業，然後成為一名作家。兩年前，他在沖繩被子彈擊中，打在頭部。那是在七月，他們正打掃戰場。我想他一定是那場戰爭中最後一名死去的海軍陸戰隊戰士。他剛被提升為下士，獲得了一枚銅星軍功章。我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上帝啊，為什麼？”

範內爾哭起來，淚水從眼角流下。我轉過頭不去看他。當時我十分尷尬，感到輕微的發熱和噁心，以致許多年後，我仍能回憶起當時的感受，並一直無法解釋為何會有這種反應。在過去三十多年裡，美國幾次捲入野蠻戰爭，導致社會普遍的厭戰與反戰情緒，這使我對舊的風氣與浪漫情懷絲毫不抱希望。但事實上，我也曾像愛迪·範內爾一樣，參加過海軍陸戰隊，同他一樣夢想當作家，也從太平洋往家裡寄信，那些信也同樣用心血寫就，同樣充滿激情、幽默、絕望、希望；甚至，我們都曾呆在沖繩……我大概在埃迪死後幾天去了那兒（誰知道呢，或許就在他受到致命一擊僅僅幾小時後，我常常這樣想），面前不再有敵人，不再有害怕與危險，一片寧靜、慘烈的景象。在廣島事件前幾個星期，我在那塊土地上到處走動，沒有受傷，也不感到恐懼；我沒有聽到那聲憤怒的槍響。我在掩體中，我是個幸運兒。我從未想到會遇上糟糕的事，雖然也不會碰上什麼好事。因為這些經歷，或者說是因為缺乏這些經歷，範內爾的悲痛和他兒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他死了，成為沖繩的一個犧牲品；而我卻活著，繼續寫作。範內爾坐在昏暗的暮色中哭泣著。我縮成一團，束手無策，找不出一句話來說。

範內爾站起身來，輕輕擦了擦眼睛，站到窗邊，望著被夕陽映紅的哈得遜河，兩艘巨輪正朝奈洛斯海峽緩慢駛去。春風嘯著從麥克格雷大廈綠色的房簷邊刮過。他再說話時，聲音彷彿發自遙遠的地方，蘊含著絕望的嘆息：

人們的珍惜之物

忍耐著每一分，每一天的磨難……

傳令官的叫喊，士兵的腳步

耗盡了他的榮耀與意志：

夜晚的光芒

是人用內心，點點添繼……

接著他朝我轉過身來，說：“孩子，寫吧，把你的才華盡顯出來。”然後，他搖搖晃晃地穿過走廊，就這樣永遠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在那兒停留了很久，想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