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還來不及辦。後來植田指揮的這兩次戰役都失敗了，終於被調回國卸職。臨走，他大概想起了這件事，於是在辭行時向我做了進一步的表示：日滿親善，精神如一體，因此滿洲國在宗教上也該與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這件事考慮一下。

“太上皇”每次囑咐我辦的事，我都順從地加以執行，惟有這一次，簡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這時，胡嗣瑗已經被擠走，陳曾壽已經告退回家，萬繩栻已經病故，佟濟煦自護軍出事以後膽小如鼠，其他的人則無法靠近我。被視為親信並能見我的，只有幾個妹夫和在“內延”唸書的幾個侄子。那時，在身邊給我出謀獻策的人沒有了，那些年輕的妹夫和侄子們又沒閱歷，商量不出個名堂來，我無可奈何地獨自把植田的話想了幾遍。還沒想出個結果，新繼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來了。他透過吉岡向我攤了牌，說日本的宗教就是滿洲的宗教，我應當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過來立為國教。又說，現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紀元二千六百年大慶，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時機，我應該親自去日本祝賀，同時把這件事辦好。

後來我才聽說，在日本軍部裡早就醞釀過此事，由於意見不一，未做出決定。據說，有些比較懂得中國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莊繁之流，曾認為這個舉動可能在東北人民中間引起強烈的反感，導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擱了下來。後來由於主謀者斷定，只要經過一段時間，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會紮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間，也會習以為常，於是便做出了這個最不得人心的決定。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不但引起了東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漢奸心裡，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來說，這件事就完全違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發生“東陵事件”時更加難受。

我當了皇帝以後，曾因為祭拜祖陵的問題跟吉岡發生過爭執。登極即位祭祖拜陵，這在我是天經地義之事，但是吉岡說，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滿蒙漢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將引起誤會，這是不可以的。我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子孫，自然可以祭愛新覺羅的祖先陵墓。他說那可以派個愛新覺羅的其他子孫去辦。爭論結果，當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卻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關上門在家裡自己祭。現在事情竟然發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還要換個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從我在旅順屈服於板垣的壓力以來，儘管我每一件舉動都是對民族祖先的公開背叛，但那時我尚有自己的綱常倫理，還有一套自我寬解的哲學：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舉動看做是恢復祖業、對祖宗盡責的孝行，以後又把種種屈服舉動解釋成“屈蠖求伸之計”，相信祖宗在天之靈必能諒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現在，日本人逼著我拋棄祖宗，調換祖宗，這是怎麼也解釋不過去的。

然而，一種潛於靈魂深處的真正屬我所有的哲學，即以自己的利害為行為最高準則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證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應下來。當然，在這同時我又找到了自我寬解的辦法，即私下保留祖先靈位，一面公開承認新祖宗，一面在家裡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靈位預先告祭了一番，就動身去日本了。

這是我第二次訪問日本，時間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

在會見裕仁的時候，我拿出了吉岡安直給我寫好的臺詞，照著唸了一遍，大意是：為了體現“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他的答詞簡單得很，只有這一句：

“既然是陛下願意如此，我只好從命！”

接著，裕仁站起來，指著桌子上的三樣東西，即一把劍、一面銅鏡和一塊勾玉，所謂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講解了一遍。我心裡想：聽說在北京琉璃廠，這種玩藝很多，太監從紫禁城裡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這個值錢，這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大神嗎？這就是祖宗嗎？

在歸途的車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回到長春之後，便在“帝宮”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頭築的“建國神廟”，專門成立了“祭祀府”，由做過日本近衛師團長、關東軍參謀長和憲兵司令官的橋本虎之助任祭祀府總裁，沈瑞麟任副總裁。從此，就按關東軍的規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帶頭，連同關東軍司令和“滿洲國”的官員們，前去祭祀一次。以後東北各地也都按照規定建起這種“神廟”，按時祭祀，並規定無論何人走過神廟，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禮，否則就按“不敬處罰法”加以懲治。由於人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