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門外等著我。我進了他的客廳，在這裡我看見了兩個人恭恭敬敬地站著，一個是長袍馬褂的羅振玉，另一個是穿西服的陌生人，從他鞠躬姿勢上就可以看出是個日本人。香椎介紹說，他是關東軍參謀板垣大住派來朝見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紹了之後，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裡只剩下我們三個人。羅振玉恭恭敬敬地給我請過安，拿出一個大信封給我。這是我的遠支宗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寫來的。張作相是兼職的吉林省主席，因為到錦州奔父喪，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職權，乘機下令開城迎接日軍，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學校時代的老師多門師團長的軍隊，不費一槍一彈，就佔領了吉林。他在信裡說，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機會，今天終於來到了，請我匆失時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還說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援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只要我一回到瀋陽，吉林即首先宣佈復辟。

羅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複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講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關東軍的“仗義協助”。照他說，東北全境“光復”指日可待，三千萬“子民”盼我回去，關東軍願意我去復位，特意派了上角來接我。總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來，由日本軍艦把我送到大連了。他說得興高采烈，滿臉紅光，全身顫動，眼珠子幾乎都要從眼眶子裡跳出來了。他的興奮是有來由的。他不僅有熙洽的慾望，而且有呂不韋的熱衷。他現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過其蟒袍補褂三跪九叩之癮，而且看到利潤千萬倍於“墨緣堂”的“奇貨”。他這幾年來所花費的“苦功”，後來寫在他的自傳《集蓼編》裡了：

予自辛亥避地海東，意中日唇齒，彼邦人士必有明輔車之相依，燎原

之將及者，乃歷八年之久，竟無所遇，於是浩然有歸志。遂以己未（1919

年）返國，寓天津者又十年，目擊軍人私鬥，連年不已，邪說橫行，人紀

掃地，不忍見聞。事後避地遼東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關內麻

亂，無從下手，惟有東三省尚未糜爛，莫如籲懇皇上先拯救滿蒙三千萬民

眾，然後再以三省之力，戡定關內。惟此事非得東三省有勢力明大義者，

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1931年）春赴吉林，與照君格民（洽）密商之。

熙君夙具匡復之志，一見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時。又以東三省與日本關係

甚深，非得友邦諒解，不克有成。故居遼以後，頗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相

往還，力陳欲謀東亞之和平，非中日協力從東三省下手不可；欲維持東三

省，非請我皇上臨御，不能洽民望。友邦當道聞之，頗動聽。

關於羅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順大連以後的活動，他曾來信大略向我說過，那時在鄭孝胥和陳寶琛等人的宣傳下，我對這個“言過其實，舉止乖戾”的人，並沒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幾個月之前，他剛剛又給我留下了一個壞印象。幾個月以前，他忽然興沖沖地從大連跑來，拿著日本浪人田野豐寫的“勸進表”對我說，田野豐在日本軍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與一個叫高山公通的軍界宿耆共同活動，得到軍部的委託，擬定了一個計劃，要根據所謂“赤黨舉事”的情報，派謝米諾夫率白俄軍在日軍支援下乘機奪取“奉天”，同時將聯絡東北當地官吏“迎駕歸滿，宣詔收復滿蒙，復辟大清”。為了實現這個計劃，希望我拿出一些經費給他。我聽了這個計劃，很覺蹊蹺，未敢置信。過了兩天，日本駐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來找鄭孝胥，要我千萬不要相信田野豐的計劃，鄭孝胥連忙告訴了我，並且把羅振玉又攻擊了一頓。這件事情才過去不久，現在羅振玉又來和我談迎駕的問題，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羅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猶豫不定。顯然，羅振玉這次的出現，與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則談話的地點是在日軍司令部，同來的還有關東軍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則他手裡拿著照治的親筆信；再則，前一天我從大連報紙上看到了“瀋陽各界準備迎立前清皇帝”的新聞，天津報上不斷登載的中國軍隊節節退讓，英國在國際聯盟袒護日本的訊息。看來日軍對東北的統治是可能實現的，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覺得這件事還是和陳寶琛、鄭孝胥他們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羅振玉和上角說，等我回去考慮一下再答覆他們。這時，不知躲在哪裡的香推出場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慮關東軍板垣大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