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草根”不能長成樹木，窮人沒有機會、沒有可能成為富人，又沒有平等的自由競爭機制在富人階層中將無德無能又無運的人分化衰落成窮人，那才是大問題。

任何社會都分有階層，良好的社會制度是能保證階層之間開放性的制度，是“每一個人的商業價值總會得到相當正確的評價”的制度，是能“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進入領導集團的制度。

四

我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在“身份識別制度”中當然處於最低層，不但“成分高”，並且非常之“高”。還在上中學時候，學生宿舍常丟東西，老師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須找一個出來，因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臨畢業，在畢業典禮之前需要有一個反面教材來進行反面教育。找來找去，只能找我頂罪：一、因為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又沒有資格領助學金，窮就有偷東西的可能；二、我也確實不好，經常曠課跑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看小說，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三、丟的只是墨水、郵票、信封、信紙、襪子之類的東西，不夠向公安局報案的條件，這種順手牽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學校自行破案。而按慣例，任何單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間排查。剛好，我這個窮學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資產階級分子”，又是“關、管、鬥、殺分子子女”，我當小偷的各方面條件都具備。於是，臨畢業前我就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

還在青少年時代我就受了黥刑，臉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以後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現在，日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仍說我曾是個“不良少年”，在文學史上留下不良記錄。）

這樣，除了“資產階級分子”、“關、管、鬥、殺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動學生”、“偷竊分子”兩頂帽子。

……

（此處略去2000字）

五

我自少年時期受了黥刑後，對帽子早已習以為常。頭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樣是一種“不自律的生命活動”，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徵。我有一部長篇小說題為《習慣死亡》，連死亡都習慣了，何況“帽子”乎？所以我從來沒有為“帽子”奔波過，不像那位老幹部，好像“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癱瘓、口眼歪邪了，何必呢？20多年中我戴著“帽子”照樣活的很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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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6）

對“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膚之痛，已是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個月，可見我感覺之遲鈍。我才發覺“帽子”不僅決定了我40歲前坎坷多難的命運，還一直影響到我今後。

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個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寧夏地區往農田灌冬水的時候。灌冬水是為了農田水分充足，來年農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證第二年獲得好收成。這種農田作業城市讀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農民都知道，是農田作業中一個不可少的環節。

一天，我正在一條主幹渠邊開渠口，準備往支渠放水，忽然聽見主幹渠的橋上“嘩啦”一聲，接著又一聲“撲通”，我側臉一看，有人墜橋落水了。橋上倒著一輛嶄新的腳踏車，閃閃發光的輪子還在空轉，有個人影在橋下的水裡上下撲騰。我趕緊跑上前去，渠水並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來。是個年輕的小姑娘，因為她是倒栽蔥式掉進渠裡的，所以全身溼透。剛好，橋頭有個高粱稈搭的窩棚，我將她攙進去，看她已凍得索索發抖，而窩棚裡還有一些碎高粱稈。我上衣並沒溼，火柴還能用，我就把柴草點燃，說，我先到外面去，你脫了衣服烤一烤，稍幹了再走，要不會著涼的。過了一會兒，聽她說好了，你也進來烤吧。我進窩棚看見她用根較結實的高粱稈支在窩棚兩頭，內衣搭在高粱稈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雜草上煨著火盤腿而坐。

我笑著說，你還挺麻利的，收拾的還很快。她說，你褲子也溼了，我怕你凍著。於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墊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邊，一邊往火上添柴禾一邊烤褲腿。她先向我道謝，這在當年已不多見，“謝謝”兩字經過“文革”幾乎消失。她說幸虧我把她拉上來，不然就順水飄走了。我說哪有那麼懸，水只有齊腰深，你爬也爬上來了。她說我掉下去就暈了，哪能爬上來。我又誇她鎮靜，說我沒聽見你喊叫，遇到這事不喊的姑娘少見。她也笑了，說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來了。這樣，我們就聊起天來。她高中剛畢業，別的課程都好，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