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重視引起了又一輪紅學熱，並以絕對的權威主導著紅樓夢研究的傾向，就是內容而言，就是紅樓夢中的階級鬥爭和其反映封建社會的必然滅亡的規律，就是方法而言，就是*主義的現實主義原則。可以說，這是建國至1976年之前紅學的主要內容。

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之所以要親筆寫下這封信，一是因為李、藍二位小青年向權威挑戰，非常符合他的“造反”精神，二是因為*的需要，而不是由於他真的對紅學這樣感興趣和重視。到了1957年反右的時候，“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就成為牛鬼蛇神了。

由於政治的原因，這一時期的紅學研究可以說是乏善可陳。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周汝昌先生洋洋鉅著〈紅樓夢新證〉在香港出版，1998年國內華藝出版社再版。關於這部書的價值，周汝昌在華藝版的〈總序〉中說：

“當時的認識，總超不出資料豐富這種表面現象。。。。只看引用書目達700餘種，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有買櫝還珠之嘆了…　此書的首創性和價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學’；二是將‘曹學’與‘紅學’　緊密結合，體現出一個根本認識：曹學方是紅學的根本基礎；三是從文史哲三大方面綜合闡釋〈紅樓夢〉的高層次文化意義。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五節 遍地紅學家

第五節 遍地紅學家

1976年以後，《紅樓夢》研究步入新的歷程，一是1976年《紅樓夢學刊》創刊，　1980年《紅樓夢研究集刊》創刊為紅學的研究開闢了兩個最重要的陣地；1989年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正式成立，使紅樓夢研究有了正式的機構，不再是散兵遊勇；二是紅學家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紅樓夢》，並出版了大量專著，如馮其庸的《論庚辰本》、吳恩裕的《曹雪芹佚著淺探》、郭豫適的《紅樓夢小史稿》、劉夢溪的《紅學三十年》等。

隨著改革開放；　紅學在國內外都日成顯學；1980年春天，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召開國際《紅樓夢》研討，中國、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新加坡及我國臺灣省和香港地區的紅學家，共八十多人與會，提交論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在哈爾濱舉行，由哈爾濱師範大學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共同發起，到會的各國學者超過百人，宣讀論文九十多篇；同時舉辦《紅樓夢》藝術節和中國文學講習班，內容豐富多彩，盛況超過前次。國內全國規模的《紅樓夢》學術討論會，第一次於1980年在哈爾濱召開，一百三十多人與會，提交論文七十多篇，併成立了紅學的大型學術團體——中國紅樓夢學會。自那以後，1981年在山東濟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貴陽，接連舉行四屆年會。每次代表人數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論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貴陽會議提交論文數達九十多篇。中國藝術研究院設有專門的紅學研究機構《紅樓夢》研究所，聚集了一批專業研究人員。發表《紅樓夢》研究論文的專刊也有兩個：一個是《紅樓夢學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紅學家組成編委會，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創刊以來，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個是《紅樓夢研究集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已出版十三輯。這兩種刊物每年發表的《紅樓夢》研究文章在二百萬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紅樓夢》研究者，擁有各自的讀者群。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以後，遼寧、江蘇、上海、貴州、黑龍江等不少省市相繼成立分會，有的分會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價值的資料披露出來。

早在上述紅學專刊問世之前，由潘重規先生指導的香港中文大學《紅樓夢》研究小組，已編輯出版了《紅樓夢研究專刊》，1967年創辦，至1973年，共出版十輯。與內地的紅學熱成互相輝映之勢。臺灣雖沒有研究《紅樓夢》的專門刊物，散見於報刊雜誌的各類論文和出版的專書，數量相當可觀。紅學早已超越了海峽的波瀾，因為《紅樓夢》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人為的域區阻止不住文化的傳遞。

清嘉慶年間京都竹枝詞說：“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今天則有“紅水氾濫”之謔。後者雖略含譏諷，卻也反映了紅學的圈子逐漸擴大並進而普及於社會的實情。　1987年夏天，中央電視臺播出了長達三十二集的《紅樓夢》電視連續劇，影響所及，紅學一時文熱了起來，街頭巷尾聚談不已，紅學書籍處處罄銷。

許多非專業人士加盟紅學是此時期紅學的一個重要特點。甚至有人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