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現在和將來的行為論》，校長蔡元培親自主持。

張競生五天之內，兩次踏上北大三院大禮堂這個學校最重要的講壇，作有象徵意義的演講，這在北大也是少有的。在演講中，張競生提出了“行為論”的概念，認為“行為論”乃是研究如何使人得到最善良的行為的一種學理和方法。這是他近年研究和講授倫理學的新收穫。他充滿自信地預言，“相對論”已在物理學上獲得極大成功，“行為論”也將在社會學上做出極大貢獻。“社會學的現象，外面雖極混亂繁雜，但能由行為論上入手，用下了一個哲學和科學組合的方法，自然可望得了一個融會貫通的功能，將信仰、法律、政治、經濟、教育、科學、藝術、倫理等等社會問題匯通起來合成一貫……所以‘行為論’不止單為倫理學的模型，直是一個整個社會學的基礎。”在探討如何用“外觀的、不是內察的，比較的、不是自省的，遺傳的、不是良知的，習慣的、不是本性的，與社會相關的、不是個人的”這個新的科學方法討論人類行為何以成立的理由時，張競生既有對人性的體察，又有對現實的批判；同時，也能用辯證的觀點和聯絡的觀點，提出瞭如何完善修正人類行為，從而達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地，表現了一個學者誠實的態度和務實的精神。

張競生的這一演講以其全新的立論與開闊的視野，受到了學生的歡迎，日後成為屢被提起的北大經典演講之一。

在北大校慶的氣氛漸次達到高潮的時候，北大學子期望愛因斯坦來校演講的熱情也與日俱增。

然而，遺憾的是，北大這邊廂翹首以待，愛因斯坦那邊廂卻杳無音信。最後因為函件遲發和彼此誤會，在1922　年11　月12　日至14　日，以及1922　年12　月30　日至1923　年1　月2　日，愛因斯坦前往日本講學兩次路過上海，卻始終未能實現北京之旅，使愛因斯坦與北京大學擦肩而過，未能“踐約”。這是北京大學的重大損失，北大學子深感失望，愛因斯坦在接到蔡元培的信後在回信中也認為“這於我是一種莫大的痛苦”，希望“將來再有彌補的機會”。

機會始終沒來。面對這個完全出乎意料的局面，一向自信的蔡元培不無自嘲地說：“這都是已往的事，現在也不必去管他了。人們已有相對學說講演會、研究會等組織，但願一兩年內，我國學者對於此種重要學說，竟有多少貢獻，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學者的注意。

我們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這種學者的光臨，比什麼鼎鼎大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重要的幾十百倍，也肯用一個月費二千鎊以上的代價去歡迎他。我想愛斯坦博士也未見得不肯專程來我們國內一次。我們不必懊喪，還是大家互相勉勵吧。”

這樣，張競生和其他教授關於相對論的演說，成了唯一的安慰和難得的收穫。

三、愛情定則（1）

紛擾的校慶剛過，浮動的人心甫定，張競生決定結合給學生授課，集中一段時間，減少社會活動，潛心研究和寫作一兩部美學著作，這才是教授的本分。那天，李大釗在校慶座談會上鄭重其事地提出，只有學術上的發展，值得作大學的紀念；只有學術上的建樹，值得教授們去追求。這使張競生受到很大的觸動。他也多次聽胡適說過，專心著書是上策，當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梁任公才大如海，他做學問時常為人所詬病，就是吃虧在他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去做總長。因此，張競生打定主意，貧賤不能移，時髦不能動，一心一意只為著書。

然而，張競生要遠離時髦，時髦卻找上門來。1923　年1　月16　日，張競生在《晨報》上無意中閱讀到一則聳人聽聞的新聞：《譚仲逵喪妻得妻，沈厚培有婦無婦》，這是一則重大的社會新聞，編者特別加了編者按語：北大教授譚仲逵於去夏喪妻之後，其妻妹陳某女士，因粵中事變，所入學校，陷於停頓，不得已來京轉學。陳在粵時，與廣州公立法政學生沈厚培相愛，締結婚約。陳到京後，即寄居於譚宅。相處日久，譚竟時有不當之處，陳屢欲遷居，均因強留不果。其後陳獲重病，譚服侍異常殷勤。日久，遂得達與陳結婚之目的。沈得此訊息後，乃來京訪陳。相見之後，陳即慟哭。昨日沈致函本社，述其經過，囑代為發表。本社以其於社會道德頗有關係，特為披露於後。

下面就是沈厚培致書《晨報》的全文：編輯先生大鑒，素昧平生，未應函牘。然久仰貴報為言論泰斗，為改造社會中心，為文化前驅，且是書又關於社會風化，故敢直述鄙懷，希諸示教。更請登於報端，以待公評，幸甚。雨在粵時，曾與執信學校陳某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