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說是要把我送到“八所”，就是市政府第八招待所，裡邊地毯、彩電、浴盆啥都有，只差沒有小姐了。隊長說：“‘江姐’呀，你在八所好好休息幾天，等手消腫了，我就放你出來。你可記住，你要敢在裡邊胡說八道，胡啃亂咬的，你可小心著！實話給你說，我不怕你翻供。你的案子是我辦的，我歷來辦的案子都是鐵案。你就是告一圈，最後還得回到我手裡。到那時候，”他拔下牆上的水泥釘，“叮”的一聲摔到我面前，“就是這了！”

到這兒一看，才知道是“第八看守所”。

“哼，信他們的話，老母豬都會上樹！”號長恨恨地說。喊來“青子”，交待在鋪上騰個空兒，讓“江姐”睡一會兒。“青子”領“江姐”去了。

四

風場裡一、二、三鋪商量開了。按慣例，剛進來的人，先在“老虎口”邊脫了衣服，接受檢查；之後帶到醫務室，扒光了由犯醫（又叫花帽）檢查身體，填寫體檢表，本人還要簽字。如有傷，證明傷是從外邊帶進來的，與看守所無干。可是“江姐”不經體檢直接攛進號裡，說明送人的公安與今天值班的張副所長的關係“過”。這時報告，是自找難看，最後一致意見，等明天一早再報告。

第二天，管十八號的虎管教一出“老虎口”，號長就報告了。虎管教開了號門，到風場驗傷。“江姐”衣裳一脫，虎管教“嗬”了一聲，又問問情況，馬上去向當日值班的甄副所長彙報了。甄副所長負責看守所的管理工作。他三十多歲，中等個，黑瘦子。頭髮濃密烏黑，大背頭，寬前額，尖下巴。溜細的脖子上，鼓起核桃大的一顆喉結。老家雖說是黃河北武陟縣的，卻好說一口普通話，人稱“半自動”。他經常在閉路電視中講話，稱讚本所的管理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由於新晉升了二級警督，肩膀上剛 添了一個“豆兒”，正在興頭頭的時候。甄副所長“嗯、嗯”地聽完彙報，抓起電話，指名要刑偵隊長接電話。隊長的酒還沒有醒，被叫起來，頭暈目眩，先有八分惱了，對著話筒吼道：“人昨天是我送的，好好的，渾身上下溜光水滑，除了*子沒疤拉。你說有傷，昨天檢查時為啥不說？隔了一夜又說有傷，不是你們號裡打的是誰打的？誰不知道你八所打人成風，哪年不打死幾個？我看你是‘不吃雞不吃鴨——想鵝（訛）哩！’不識字你也摸摸招牌！”嘴裡夾七夾八，咋咋唬唬，“叭”一下，把電話撂了。

甄副所長拿著電話筒子愣了半晌，蛤蟆嘴巴嗒巴嗒，嘿嘿兒笑出聲來。“小子，現如今辦案的有幾個不刑訊逼供的？進看守所的有幾個身上不帶傷的？會來事兒的，電話一打就跑來了，先說好話再備酒席，所裡給你拖個月兒四十的，傷也好了，告也沒有證據了。常言說，不怕二半吊，就怕不識號。既然你這樣不識號，那就對不起了，也讓你見識見識‘真蠍子’的厲害！”電話一擱，轉著圈兒找楊主任。

楊萍原是平原區檢察院的辦公室主任，四十多歲，年輕時是公認的美人兒。人生得漂亮，又出身幹部家庭，大學文化，因此有一種優越感。楊萍性格豪爽，為人正派，又有能力，讓檢察長虎之東深感不安。於是以提拔為名，極力推薦她到市檢察院駐第八看守所檢察室當了主任。

楊萍的丈夫在部隊上不幸殉職。她把十四歲兒子送到部隊，自己一心幹好工作。她到職後十分潑辣。經常一上班，手裡掂著鑰匙環，隨意開開號門，進去專找那些推地的、擦便池的這些‘眼子頭’談話，檢視身上有沒有傷，連腳底板也扳過來看看。又問能不能吃飽，家裡來錢收到沒有？挨不捱打？等等。從中發現不少線索，也處理了不少人，包括前所長和內勤，因為索賄被判了刑。警官們對她又煩又怕，但在押人員卻很歡迎她。這功夫她掂著鑰匙圈剛走出辦公室，甄副所長迎住了，說要“彙報”。　甄副所長說：“楊主任，這事兒我一聽頭就大了。這麼嚴重的問題，不馬上向楊主任彙報，一旦出了問題，看守所有責任不說，必然連累楊主任。”接著把情況說了一遍，末了又說：“雖說我們都是公安，但想想還是不能護短，寧可挨‘窩裡啃’的罵名，也要向楊主任及時地如實地彙報。”

楊萍晃晃鑰匙圈，說：“走，先去看看。”

開啟號門，號長正要報告，甄副所長擺了擺手，說：“活兒停下，其他人都站到鋪上，把新人領到風場！”

“江姐”站在風場中間，脫了衣服，提住褲頭露出大半拉屁股，背對著警官們站定。

“咦！這脊背黑得像鍋底！轉過來！”楊萍說。

展示了上身的累累傷痕，“江姐”又撩起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