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必須在實際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如果奧巴馬總統能夠超越短期的不確定性，看得更長遠一些，就會發現積極的氣候政策有助於修復美國的國際形象，並加強美國的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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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核時代（1）

我們已經進入第二個核時代。1在第一個核時代來臨之際，《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簡稱《不擴散條約》）的締造者們相信，在和平使用核技術和利用核技術製造武器之間可以建立一座防火牆。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伊拉克和最近的朝鮮和伊朗證明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在第一個核時代，擴散只是國家面臨的問題。40年前，沒有人認為恐怖分子可以獲得核彈，也沒有人認為核武器材料和技術的銷售會成為非國家行為體的商機。

在第一個核時代，核能似乎是大有希望的資源，但是出於安全和環境考慮，它從未成為首要的能源來源。在第二個核時代，對全球變暖的關注和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的大幅波動，使得人們對核能的需求復甦。近30個國家已經宣佈要建設用於和平目的核專案。2

在第一個核時代，核彈是有核國家相互威懾的武器；在第二個核時代，核武器國家的軍事參謀正在認真考慮，應該制定怎樣的原則，使得核武器可以“被用到”反恐戰爭中。3在第一個核時代，美蘇冷戰限制了對核彈的需求；在第二個核時代，地區和全球不安全使一些人對核彈產生了新的興趣，有人認為，未來我們有可能會看到以中東為中心的大型核擴散。在第一個核時代，專家們預設，如果美國和蘇聯進行裁軍，其他國家也會照辦。但是，現在情況就不是那麼明朗了。有核國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都面臨著所在地區不安全的複雜局勢。如果它們棄核，那麼什麼樣的國際機制能夠保障它們的安全呢？4

阻止核武器擴散，這是負責任主權面臨的最重大考驗。《不擴散條約》是40多年前簽署的，它制定了一些關鍵的行為標準，負責任的國家在處理核技術時應遵照執行。如今，能啟用這些標準的共識已經有所退化。未來不擴散機制的健康發展首先有賴於如何重建共識。但是，僅有共識還不夠。我們要制定新的責任標準，使不擴散機制適應21世紀的要求。

《不擴散條約》的效力取決於在三個問題上達成協定。第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達成集體協定，不將核武器擴散到其他國家去，而且還要提供相關安全保障。第二，不發展核武器、履行《不擴散條約》義務的國家有權和平利用核技術。第三，在簽署《不擴散條約》時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達成協議，切實採取裁軍行動。

在條約簽署後的頭30年裡，不擴散機制有效地減少了國家對於核武器的需求，也對製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原材料供應進行了限制。自冷戰結束以來，該機制日益弱化，在推動核武器國家進行裁軍方面，有效性大打折扣。20世紀90年代，無核武器國家已經感到非常失望，認為原有的條約方案不公平；它們也很憤怒，認為核武器國家在兌現承諾方面行動遲緩。這種失望和憤怒的情緒不斷強化，削弱了討價還價過程的潛力和阻止核武器擴散的國際努力。但是，在原有共識已經破裂的時候，成員國不應減少投入，而是要加大投入，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阻止核材料、技術和武器的擴散。

儘管建立有效的核不擴散機制是美國的重大利益之所在，但是在過去七年裡，美國採取的政策削弱了防止核武器擴散的全球共識，弱化了現有機制。雖然布什政府有所創新，製造了防擴散的新工具，例如2003年的《擴散安全倡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但是卻對履行自己的裁軍承諾毫無興趣。布什政府制定了一些重大決策，包括拒絕履行《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和早前對裁軍的承諾、探討製造新的短程彈頭的可能性、將預防性戰爭和強制性政權更迭作為國家戰略等，與此同時還不斷髮出要使用核武器的威脅。這些決策動搖了禁用上述武器的禁忌，損害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和國際安全保障者角色。同時，美國和俄羅斯關係的冷卻使得兩國是否會履行雙邊裁軍承諾成了一個問題。

第二個核時代（2）

奧巴馬總統必須做出決定，如何重建全球不擴散共識，並強化其機制。美國需要在武器控制問題上重新與俄羅斯進行接觸，並就如何避免新一輪核武器和核技術競賽與中國展開談判。奧巴馬政府必須與其他國家合作，提供激勵機制，使相關國家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