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是第一要素。所以，中國財政的核心概念就是，貨幣應對勞動力生產出的產品。”

伊藤博文走在黃遵憲身邊，後者可謂是東京日本現今在中國交情最好最深的中國高官了。“黃桑所說之道理，伊藤略有說得。可中國那麼大，一年中創造的財富那麼多，你們的銀行、財政部，是怎麼計算貨幣發行的多少的？我很是好奇，不知黃桑能否講述一下。”伊藤博文的學識淵博，但是他與這是個時代的其他學者一樣，知識很豐富，認知卻缺乏。不然怎麼說理論家也是一種家呢，甚至是一個zuyi發展壯大的極重要因素。

而即是如此，伊藤博文與其他人相比，已經是相當擁有專業素養的了。雖然對中國的很多做法都是不解，特別是劉暹一力主導的財政政策，更讓他覺得很神奇。東亞國家，不論是中國、日本還是朝鮮，進入近代後，財政始終是個大問題。而新秦奪取天下的時候，手中按理說是不缺錢的，可諸多的真金白銀都被中國政府拿去賣技術、機器了，國內使用的卻是憑空發行的華元，這實在是伊藤說不能理解的。

日本也經歷過因為國內貴金屬大筆流失，財政緊缺，而增發日圓。最高的時候，日本流通的日圓比之日本政府手中的真金白銀和外匯高出十倍不止。對此，日本的辦法是國家組織外貿結算，所有的對外出口都是國家收取外匯，然後轉交給國內商家日圓。用這個很巧妙的法子解決了問題。可中國呢？國內根本不流通外幣，華元又全部由國家掌控發行，並且根本不能同真金白銀進行最直接的銀行兌換，不僅是伊藤，整個世界都對中國的財政好奇極了。

他們又怎麼知道，這法子劉暹完全是拿來主義，而原時空的紅朝為什麼能想出這樣的辦法？說到底還是讓對手給逼得。

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如果依靠真金白銀來發行貨幣，那根本扯淡。而且那時的中國，糧食也真的非常非常珍貴，於是rmb應運而生。劉暹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捨棄銀元和金銀本位，用糧食做貨幣支撐，說來說去還有一種害怕西方資本操縱中國金融市場的顧慮在。

反正，新秦鼎立以後，中國連戰連勝，在此基礎上，讓華元的地位和價值越來越穩固。最終經過多年的推行，一舉替代了銀元和金銀。這樣的經歷，整個世界可能也只有中國能夠實現了。

“華元這種東西並不是憑空出現的。早在陛下鼎立天下之前，劉氏農莊以及柳州、欽州等地就有代金券出現。憑此券者可以進入百貨商店任意購買物品，並且價格比之真金白銀要便宜5％~10％。這在實際上講也是一種根據勞動力和生產力調配的財政制度。

百姓、工人拿到‘錢’之後，註定是要花的，是要買入生活必需品的。‘錢’只是一個替代物，並不需要必須是真金白銀。”

黃遵憲的話伊藤博文都聽得懂。作為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對於貨幣的概念認知很清晰。

“這種財政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強有力的政權。能夠將自己的觸角伸向各行各業的強大政權。就是現金的新秦國朝，打破了中國千年以來的皇權不下鄉的慣例。鎮政府，行政村，大隊，組，直接控制最基層的農民的一舉一動。自然地，我們也就從中國舊的社會體制中剝奪了大批原本屬於士紳、地主和宗主自治的權力。可以說，在新秦國朝，地方的權力是極度萎縮的。”

“有了控制權才有行政權。否則再好的政策都是一句空話。落實到實處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好政策！”

黃遵憲並不認為中國的制度適用於日本，後者是政閥、財閥、軍隊和藩閥的天下，明治天皇的權利似乎不小，可手下的大臣們要是不甩他了，天皇也沒個毛用。當然，皇權也是資本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伊藤博文不久屢次依靠明治天皇來壓制議會和貴族院麼。

黃遵憲現在很認同劉皇帝的觀點，多dang制的國家，其政府是不可能如中國政府樣的強大的。所以他也不認為伊藤博文會真的從中國的整體中吸取多麼大的養分，頂多是借鑑一點皮毛。

“伊藤先生，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稅收說白了都是要收取勞動力生產的產品，但是呢，政府與民眾中間是存在著層層的中間階層的，官吏、士紳、地主，這以層層盤剝之後，原本一成的稅收落到人民頭實際最少得有二成甚至四成的盤剝。所以中國的新財政核心就是消除所有中間階層。政府直接與民眾接觸，基層政權直接建到鄉鎮村裡。然後再以強大的監督力量監管者‘官員’這一階層！”

“中國地大物博，可中國也人口眾多。中國的人均耕地很少。全國平均下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