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這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一致籲求。

200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布什來華訪問時說：“美國歡迎一個穩定、繁榮、與鄰國和平相處的中國，我們將和中國一起去完成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建立一個繁榮和穩定的亞洲的偉大任務。”之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甚至希望中國“做出與全球領袖地位相稱的決定和行動”。2005年3月19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在東京發表演講時說，中國“能夠並且願意將它正在增長的力量和國際責任結合起來。”同年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發表了被稱之為對華關係“最全面的宣言”演講：“中國走向何處：從成員到責任？”籲求“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認為中國作為西方大國的利益攸關方，必須承擔和發揮相應的責任。

2006年10月，歐盟在新出臺的第六個對華政策檔案《歐盟與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承擔更多責任》中，強調歐盟繼續與中國“發展夥伴關係”，但同時也特別強調中國的“責任”，“隨著戰略伙伴關係更加密切，互相的責任也在增長”。

第二部分　第110節：法為（17）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訪華髮表演講時說：“我們不尋求遏制中國。相反，我們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奧巴馬提出了頗具實質性的“共同應對挑戰”的中美關係新定義，希望中國崛起進而分擔責任。

在美國和歐盟提出用“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共同應對挑戰”等來定位與中國的關係後，“中國責任論”在國際舞臺上悄然興起，並逐漸取代了“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的主流話語。此後在多種國際場合中，要求中國承擔“責任”的聲音訊繁響起。

在國際價值體系裡，世界已經開始習慣把中國與美國放在一起進行比較，越來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在2009年，中國被推到了更為中心的國際舞臺上。這一年4月的G20峰會，取代G8成為全球議事中心，中國成為這一平臺的主角之一；4月14日，朝鮮退出六方會談，中國仍是解決朝核問題的主要斡旋者並繼續發揮作用；12月7日，192國聚會哥本哈根共同探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治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又被刻意“圍攻”；12月29日，歷經兩個多月的聯合國“會費之爭”落下帷幕，中國分攤聯合國費用比例從2。7％增至約3。2％

諸多事實表明，中國已經被推到了世界大國的位置上。對中國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國際社會寄望中國能夠多承擔一些國際責任，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不同的國家和國際力量，在喊‘中國責任論’時，目的是不一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快速成長，是真心歡迎、高興，並希望中國能夠在維護髮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上多發揮作用；而對西方大國來說，喊出‘中國責任’論則有雙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對中國崛起這個現實，它們試圖重構同中國的關係，將中國從它們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外拉進體系之內，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與它們共同維護現存國際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對‘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越來越沒有市場這個現實，試圖找出一個新的話語來塑造、影響中國，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想‘忽悠’、‘捧殺’中國。”《劉建飛：中國應從自身角色定位來認定國際責任》，方燁，劉璐璐，《經濟參考報》，2008年3月6日。

實質上，美國在強調“中國責任”時是單向的，即中國對美國負有責任，卻不提美國的責任；歐盟講中國的責任時強調雙方作為夥伴負有對等的責任，不過，作為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兩個實體來說，強調對等的責任，對實力較弱的中國一方來說，肯定會造成巨大的壓力。

對於“中國責任論”，如果對其置若罔聞，則有可能讓眾多發展中國家失望，也讓國際反華勢力抓到一個攻擊中國的新把柄，如此，中國在國際上可能會受孤立，外部環境將惡化；但如果中國不顧自身實力承擔國際責任，則很有可能造成國家超負荷運轉，最終和平發展受阻，崛起受挫。

如何走出這種兩難境地？中國應當和能夠承擔多大的國際責任？這要從中國的根本利益和實力來考慮。中國的國際責任應當從這個角色定位出發來認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中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地區大國。”“從這個定位出發，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國，中國應該在國際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