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一，徹底廢止農業稅，對國家財政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對農民來說，卻是意義重大。取消農業稅的最大意義不是“減輕農民負擔”，而是歸還廣大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學者秦暉指出，農業稅不是個人所得稅（沒有起徵點），不是營業稅（不區分生產的盈利性），不是資產稅（土地不是農民的私產），而是一種典型的“身份性貢賦”。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的公民權利將會有存量式的增長。

2006年春節，許多農民家庭都貼上了這樣的對聯：上聯，開天闢地頭一回；下聯，種田不交農業稅；橫批，普天同慶。

國家減免農業稅之舉讓河北省靈壽縣青廉村農民王三妮按捺不住感恩戴德之心。他用了近一年時間鑄成一尊重達252公斤的青銅大鼎，取名為“告別田賦鼎”，並以長達五百多字的銘文記錄這一重大歷史變革和表達農民們的感激之情。“告別田賦鼎”上有這樣一句話：“這真正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農民的慈愛之心”。

農民的負擔在逐步減輕，農民的收入在不斷增加，農民的好日子在步步高昇。而中央的惠農政策還在繼續出臺。從2006到2009年，中央又連續四年釋出農業“一號檔案”，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援“三農”。

特別是在2006年的中央“一號檔案”中，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五句話二十個字，勾畫出了現代化農村的美好圖景，其中既包括髮展農村生產力，又包括調整完善農村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給未來中國農村的發展指明瞭方向。

如果說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使得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20世紀70年代末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破除了傳統體制的束縛，那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則是讓更多的公共服務深入農村、惠及三農；如果說以往的農村變革著力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那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則立足於實現9億農民的小康夢想。

2006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達到7。4％。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達到9。5％，這是自1997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

從2004年到2009年，在這5年中，中國農村經濟、社會領域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這一時期普遍被認為是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學者馬曉河認為，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遇到兩次“黃金時期”，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業、農村透過內部制度創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另一次就是在2005年前後，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透過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創新，去推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這一階段是向“三農”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時期。國家透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去推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不由感嘆，“中國農民五千年來沒有這麼好過”。

第一部分　第49節：國脈（24）

“辛辛苦苦三百天，灑盡汗水責任田；畝產千斤收成好，年終結算虧本錢。”這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種田能手李開明2000年春節貼的對聯，當時他曾去找鄉黨委書記李昌平，說2000年打死也不種田了。而五年後的2005年，李開明竟吟出“千年等一回，種田不收稅”的詩句來表達他對國家“三農”政策的欣喜之情。李昌平當初所治理的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00年種一畝地可能要賠200元，而2005年種一畝地純收入就有500多元；2000年農民外出打工如“洪水”，曾被視為“枷鎖”而長久拋棄的責任田，又變成了“金疙瘩”；2000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幹部超過340人，而在2005年減少到了145人，每年減少財政包袱300萬元

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援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從2004年到2009年，中國在發展戰略及政策思路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在農業中提取積累轉向工業反哺農業。從總體上看，中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這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創造了有利條件。

雖然涉及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還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但已經出現了鬆動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