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軍的勢力，只是他們之間除了殺人之外，在宗教上實在走不到一起。

當來自埃及的穆斯林軍隊於1260年在巴勒斯坦決定性地挫敗西進的蒙古大軍之後，中世紀十字軍的侵略戰爭也走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繼1268年安條克的失落，其它僅存的十字軍堡壘在接下來的不長時間內相繼落入穆斯林手中，例如的黎波里就是在1289被攻克的。而西方基督教在東方的最後一個據點——阿卡，也在蘇丹的6000騎兵和數以萬計的步兵的33天的重拳打擊下，於1291年垮掉。至此，埃及的馬穆路克士兵成為一場歷時近200年的中世紀戰爭的終結者。

法國曆史兼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朋把十字軍定義為“一群不分敵友、不分裡外，只知道屠殺和掠奪財富的沒有開化的野蠻人”，因為“當十字軍發動東征時，高度發達的伊斯蘭國家擁有著巨大的資源和財富，而當時整個歐洲則處於野蠻、黑暗和矇昧時期。”

當野蠻人與文明人撕扯在一起的時候，野蠻人最大的收穫就是見識文明；當然“文明”也可以使野蠻人更野蠻，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奴就是這種野蠻的犧牲品。歷史學家威廉·杜朗特說：“基督教對伊斯蘭社會的影響基本上只涉及到宗教和戰爭方式問題……但是，伊斯蘭教對基督教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歐洲人接受了伊斯蘭社會的飲食習慣、醫藥、武器、藝術鑑賞、生產工具、商貿習慣、法律以及航海知識……”其實，除了西班牙穆斯林即摩爾人在向歐洲傳輸文明之外，十字軍戰爭也使西方社會發生深刻的變革，即基督徒從東方的穆斯林那裡獲得科學技術知識；說句過分的，在十字軍與文明社會打交道之前，西方人甚至不知道洗澡為何物。這種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歐洲商人們在不經意間脫口說出的“支票”、“貿易”、“關稅”、“風險”、“市場”和“薄棉布”，甚至武器走私者嘴裡的“彈藥庫”、“輕巡洋艦”等詞彙，都說明這種影響。

湯恩比的說法更加入木三分，他聲稱，基督徒從穆斯林手中獲取了先進的文明和藝術，但狂熱的基督教歷史學家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對東方伊斯蘭世界的敵意。其實這種敵意的表現就是曲解，它幾百年來不僅一直在主宰著基督教學者的世界觀，而且也始終影響著普通西方人的思想方式。今天的現實正好映證了這種觀點。

最後，言歸十字軍的話題，借用美國喬治敦大學斯普茲圖教授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西方國家大多數人都對十字軍戰爭一些情況有所瞭解，但是，許多人卻對由教皇發起的十字軍戰爭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一無所知。對於穆斯林來說，十字軍戰爭只是基督教狂熱分子發動的軍事行動的典型事例，十字軍戰爭只是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的標誌。”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