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講話稿，到了時候卻口若懸河。我講了訪日的經過，繪形繪聲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對我的招待，講了日本臣民對我的尊敬。然後大發議論。

“為了滿日親善，我確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滿洲人有不利於日本者，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如果有不忠於滿洲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

我想的實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長春不到一個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會見中，告訴我“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需要讓他養老，換一位總理大臣。關於日本不滿意鄭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聞，正想找機會趕走他，現在南次郎提出這事，我立時不假思索地說，讓鄭退休，我完全同意，總理之職可以由臧式毅繼任。我以為聽了我兩次“日滿親善論”的南次郎一定會遵命的，誰知竟碰了釘子，他向我搖頭說：“不，關東軍已考慮妥了合適的人選，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讓張景惠當總理大臣好了。”

鄭孝胥不久前在他主辦的“王道書院”裡發了一次牢騷。他向聽課的人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它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這話惹惱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腳踢開。他後來連存在銀行裡的“建國功勞金”也取不出來，想遷離長春也不得准許，在憲兵隊的監視下，只能在家裡寫寫字，做做詩。這個連骨頭都被“共管”蟲子蛀透了的“詩人兼書法家”，三年之後，終於懷著未遂之願暴死於長春。他的兒子鄭垂也是暴卒的，早於他三年。據傳說，他父子都是死於日本人的暗害。即使傳聞不確，他的下場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復祖業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後，即日本全面侵華的前夕，才漸漸明白過來。

我的前半生……六　幻想的破滅

六　幻想的破滅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擴軍備戰，特別是加緊了全面侵華的部署和後方的準備。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在華北連續使用武力和製造事變，國民黨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簽訂了出讓華北控制權的“何（應欽）梅（津）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等密約，聽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內蒙自治軍政府”等等偽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並且對國人頒佈了“效睦鄰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嚴懲之禁令。這樣，日本在關內的勢力有了極大的加強，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時間一到，五省即可徹底變色。我在前面說過，這正是關內關外復辟迷們躍躍欲試的時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極”前後得意忘形的時候。然而，日本在張牙舞爪於關內的同時，它在“滿洲國”內也正採取著步步加緊的措施，這些措施終於臨到我這“皇帝”的頭上。

在東北徹底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公平地說，漢奸們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這個措施不僅使復辟迷們得到了一定心理滿足，而也成了一次發財的機緣，自鄭孝胥以下的大漢奸都得到一筆自五萬至六十萬不等的“建國功勞金”，總數共為八百六十萬元（以後每逢一次大規模的掠奪，如“糧谷出荷”、“獻金報國”等等，必有一次“獎金”分給上自“總理大臣”下至保甲長）。我現在不想對日本的各種措施做全面的敘述，只把我恢復祖業思想的幻滅以及深感恐懼的事情說一說。

按情理說，日本關東軍在決定帝制時正式告訴我不是恢復清朝，在“登極”時不准我穿龍袍，在決定“總理大臣”人選時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見，我就該明白了我的“尊嚴”的虛假性，但是我卻由於過分“陶醉”，竟沒有因此而清醒過來。使我開始感到幻滅滋味的，還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統貴福之子，原為張作霖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署顧問。他是在旅順的“請願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國元勳”之內。事件發生時他是偽滿興安省省長。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關東軍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據關東軍派來的吉岡安直說，他有反滿抗日活動，但是據佟濟煦聽來的訊息，卻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長聯席會上發過牢騷，以致惹惱了日本人。據說他在這次會上，抱怨日本關東軍言行不一，說他在旅順時曾親耳聽板垣說過，日本將承認“滿洲國”是個獨立國，可是後來事實上處處受關東軍干預，他在興安省無權無職，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開過這個會，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聽到這些訊息，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半年前我剛剛與他結為親家，我的四妹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