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踏壞了的身體，這時越發虛弱，因此又擠命打針吃藥。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構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顛顛的生活。

我的殘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時代就種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給傭人們立下了這樣的“家規”：

一、不準彼此隨便說話，以防結黨營私。

一、不準互相包庇袒護。

一、不準舞弊賺錢。

一、當同事犯有過錯時須立即報告。

一、上級對下級犯過的人，須在發現之後立即加以責打。

如果放鬆看管。罪加一等。

到東北後，又附加了一項誓詞：

“如有違背，甘心承受天罰，遭受天打雷轟。”

在我的大門內，我的殘忍暴虐行為，後來發展到經常打人，甚至於使用刑具。打人的花樣很多，都是叫別人替我執行。受到這種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全體在場的人。他們在動手的時候，必須打得很重，否則便可能引起我的疑心，認為他們朋比為奸，因此臨時轉移目標，改打不肯使勁打人的人。

我的打罵物件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幾乎包括家裡的一切人。那時我有幾個侄子，在宮裡唸書，同時又是陪我說話、伺候我的人，是我培養的親信，可是我一樣地打罵他們。他們那時最怕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樓下去捱打。

我這些舉動，除了說明我的蠻橫、狂妄、暴虐和喜怒無常的可恥性格之外，實在不能說明別的問題。有一次，一個童僕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別人根據我訂立的家規，把他告發了。我認為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責打了他一頓。其實這個寶座，不是我也坐得心驚肉跳嗎？

在長春，我因患痔瘡，買了不少坐藥。有個小侄子見到這種藥很稀奇，無意中說了一句，“很像個槍彈”，立刻觸了我的忌諱，“這不是咒我吃槍彈嗎！”在我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們給了他一頓板子。

在我這種統治下，境遇最慘的是一批重僕。這是從長春的一個所謂慈善團體要來的孤兒，大約有十幾個，他們大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殺害之後遺下來的。日本人怕這些後代記仇，便叫漢奸政權用慈善團體名義收養起來，並給他們改了姓名，進行奴化教育，用奴役勞動摧殘他們。當他們聽說被送到我這裡來的時候，有的還抱過很大希望，認為生活一定比在慈善會里好些，事實上不但沒有什麼改善，反而更糟。他們在這裡，吃的是最壞的高粱米，穿的是破爛不堪的衣服，每天要幹十五六小時的活，晚上還要坐更守夜。冬天，因為又冷又餓，又累又困，有的在打掃工作中，不知不覺地伏在暖氣上睡去，以致烤得皮焦肉爛。他們捱打更是經常的。幹活睡覺要捱打，掃地不乾淨要捱打，說話大聲要捱打。心裡不高興的隨侍，還常拿他們出氣。為了處罰他們，負責管理他們的隨侍，特地設了禁閉室。這些孤兒在種種折磨下，長到十七八歲，還矮小得像十來歲的孩子。

有一個叫孫博元的童僕，就是被生生折磨死的。這孩子在偽宮裡實在受不了，他幻想著外面世界也許好些，屢次想找機會逃走。第一次逃走被發覺抓回來，捱了一頓毒打。第二次又逃走，他以為通暖氣管的地道通到外面，便鑽了進去，可是在裡面轉來轉去，轉了兩天兩夜也沒找到出口。他又渴又餓，不得不出來找水喝，因此被人發現又抓住了。我聽到了隨侍的報告，便命令：“讓他先吃點東西，然後再管教他！”可是這時他早被隨侍們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聽說他快死了，嚇得要命，怕他死了變成冤鬼前來索命，便命令把醫生叫來搶救，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這孩子終於在我的“家規”下，喪失了幼小的生命！

這件事發生後，我並沒有受到良心的責備，只是由於害怕因果報應，花了幾天功夫在佛壇前磕頭唸經，超度亡魂，同時責令打過他的隨侍們，在半年以內，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這樣措置之後，我就可以擺脫一切干係似的。

我對僕人們的苛刻待遇，後來竟因神經過敏而發展到極無聊的地步。我經常像防賊似地防備廚子買菜時嫌我幾角錢。我甚至於派人秘密跟蹤，看他是怎麼買的，或者向我的妹妹們調查，肉多少錢一斤，雞多少錢一隻。有時候認為菜做的不好，或者發現有點什麼髒東西，立刻下令罰錢。當然有時因為做的好，也賞錢。我在自己的屋子外面無權無力，只能在日本人決定的法令上劃可，在自己的屋子裡面，卻作威作福，我行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