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籠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話。

下一代人也有例外的命運，那是生活在另外一個社會里的溥傑的女兒。他有兩個女兒，那時跟她們的母親住在日本，最大的十八歲。在我們這次跟親屬會見的九個月後，溥傑的妻子從日本寄來一個悲痛的訊息，這個大女兒因為戀愛問題跟一個男朋友一起自殺了。後來我聽到種種傳說，不管怎麼傳說，我相信那男孩子跟我的侄女一樣都是不幸的。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社會里，青年們的命運就是如此不同。

從這年起，管理所就不斷來人探親。值得一說的是，頑固的“懷疑派”老劉，看見了他的學藝術的女兒，並且看見了女兒帶來的女婿。

女兒對他說：“你還不相信，爸爸？我在藝術學院！這就是我的朋友！”他說：“我信了。”

女兒說：“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領導，我能進藝術學院嗎？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嗎？”他說：“這也明白了！”

女兒說：“明白了，你就要好好地學習，好好地改造！”

老劉明白了的事情，老張也明白了。他因為兒子叫他先生，幾乎發了瘋。這時他女兒來看他，帶來了兒子的一封信，他把這封信幾乎給每個人都看了：

“爸爸：我現在明白了，我有過‘左’的情緒。團組織給我的教育，同志們給我的批評，完全是對的，我不應該對您那樣……您學習中有什麼困難？我想您學習中一定用得上金筆，我買了一支，託姐姐帶上……”

我的前半生……六　日本戰犯

六　日本戰犯

六七月間，我和幾個同伴去瀋陽，出席軍事法庭，為審判日本戰犯向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戰犯，一部分在撫順，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時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別在太原和瀋陽判了徒刑，其餘都受到了免訴處理，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瀋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的大會講壇上看見過。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後來被法庭判處徒刑十八年①。

①古海忠之已於1963年2月提前釋放。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朝鮮戰爭的勝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係。如今，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這更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在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那時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國人民認罪求恕外，別無其它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的已不是出路問題，而是遠遠超過了個人問題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只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中說了這樣的話：

“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於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了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的罪行的機會。由於這些，我才恢復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作證發言後，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著淚說道：

“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東京國際法庭。在那裡，日本戰犯透過他們的律師叫囂著，攻擊著證人，為著減輕罪罰，百般設法，掩蓋自己的罪行。而在這裡，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作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關於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老萬，講它幾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後，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後，這工作由溥傑和老邦幾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裡聽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