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會各自說到自己大學的特點。我能約略說的是過去的歷史，但我說不出現在；他們也說過去的歷史，但同時是說現在。籠統地說，不管在北京、上海、南京，還是在我就讀的這座城市，當今的大學可能都不及往昔的大學，儘管如此，但仍有許多大學，其現在的狀態仍然是我在讀的大學無法比擬的。我從那時意識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地位終究是別的大學無法取代的，都說建一流大學，但什麼是一流，其實不可當真，大學都流行口號了，當真有何用。

即便是歷史，舊時的大學，現在能夠反覆說的就是北大、清華和西南聯大。去年曆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寫的《上學記》出版，又讓大學的話題再起。讀完這本書，我心裡的感覺是自己雖然讀到什麼“博士”，其實應當算是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如果參照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當年的面貌以及何先生這一代大學生的經歷。不必說我這一輩後生，上兩代的知識分子大概都無法寫出《上學記》這樣的書了。所以我在給學生講座時曾發感慨，餘生也晚，失去了選擇讀西南聯大的機會。漸入中年，越來越意識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時。近期又讀到《書城》上彭剛教授訪問何兆武先生的談話錄《〈上學記〉之後》，談話中說到西南聯大教授上課的風格。許多年前讀過汪曾祺先生回憶西南聯大的文章，汪先生一年級時和何兆武先生住在同一個宿舍，汪先生“述”得傳神，何先生“論”得精闢，文學家與史學家還是有些不同風格的。張中行先生《負暄瑣話》寫北大的那些文章，也曾讓我著迷。我一時曾想，那些聽過大師講課的前輩真是幸福，別的不說，記下那些大師的細節，就是好文章了。後來知道，這話說過後應該牙疼。因為能夠記住而且寫出那些人那些事的，也只是極少數人。不僅是我，我的同學以及我後來的不少學生都曾因為被這所大學錄取而沮喪。在一個小學校讀大學的人，他的那種卑微感或許是許多在名牌大學就讀的學生無法體驗的，這就像超級大國往往不能理解第三世界一樣。大學之間也從來是有等級秩序的，在這個秩序中，一所學校以及在這裡讀書教書的人有時難以超越宿命。我現在身上仍然沒有消除的卑微和壓抑感，與這所大學在現有秩序中的位置和氛圍不無關係。好在我任職的大學終於艱難地發展了，校領導周炳狀、錢培德、朱秀林、殷愛蓀諸公的抱負和敬業也讓我動容。——這是後話。

那時，數學系、化學系、外語系的學生都在舊式建築中上課，中文系所在的文科樓是一幢有點像兵營一樣的莊重建築物，這類大樓帶有五十年代的風格。我們特別羨慕在鐘樓上課的外語系同學，偶爾走進大樓，聽見樓梯的響聲，看著脫漆的地板，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覺。多少年以後，這幢大樓變成了辦公室，成為學校行政部門的中心，我也在鐘樓的一樓辦了兩年公，每天從地板上走過。我由此觸控到這所學校的根部，開始找到解釋大學時代困惑的一些原因。後來，我到另外一幢比鄰的樓辦公，逐漸拉開了一些距離，於是，歷史和現實又清晰了許多。現在我很少進入這幢鐘樓，我暫時塵封了自己與這幢鐘樓相關的記憶。我偶爾進出，看到穿制服的保安人員站在那裡，又有恍若隔世的感覺，但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種。　txt小說上傳分享

天下公器（3）

想恢復“東吳大學”校名的努力，在“*”結束後從未放棄。在我們進校後不久，學校改名了，但不是“東吳大學”，用了“東吳大學”的英文名字，因此有些安慰。

這所學校不再是單一的師範學院，準備成為一所綜合性大學。掛牌的那天，我們都擠在校門口，看剪綵，聽鞭炮聲響。當時覺得眼花繚亂，回到宿舍就給外地的同學寫信，說我們學校改名了。舊桃換了新符。

我已經沒有機會在課堂上聽大師教誨。其實我們這一代人讀書時，大學裡還有可以稱為大師的人。我所在的大學，逐漸被稱為大師的總算有錢仲聯先生，他已不上本科生的課，只是在開學時見過，後來也偶爾在他的研究室門口看到他的身影。大師總是少數，可見大師不是按照什麼計劃刻意培養出來的，也不是評估出來的。現在，先是制定各種指標，符合了什麼指標就進入什麼層次。所以，我近來看到有些人為了獲得什麼榮譽稱號，想方設法湊指標，我就知道產生大師的時代或許真的不再了。

雖然如此，我們這個系仍有許多道德、文章都好的老師，他們讓我終身受益。這所學校原先以培養師資為主，學術研究的風氣尚未形成。這也是和其他重點大學不同的地方。所幸，中文系在學校中率先開始學術轉型。我們畢業之前，系裡的學術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