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出現了文體上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馬原、莫言以及後來的先鋒作家餘華、格非等備受關注，但除了個別評論家將《歸去來》歸入“先鋒文學”的行列產生爭議之外，很少有人把韓少功當成文體革命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寫作看起來顯得老氣和沉著，沒有那麼飄逸和華麗，浸潤著遠古文化的氣息也不像是一種進步，倒似是一種復辟。但對韓少功個人而言，他確實完成了自己的“文體革命”。

《爸爸爸》是敘述一個部族失敗歷史的寓言，是對失落的父性、陽性的呼喚，同時也是對“媽媽性”的咒罵，幽默中透露著蒼涼，怪誕中透露著莊嚴。雞頭寨出生的一代代人都要經過兩把刀的裁剪：丙崽孃的割刀割去他們的臍帶——剪斷先天，剪斷與乾陽飛龍的聯絡，於是媽性斷送了爸性；仲裁縫裁下他們的身材——剪出後天，文化抑制了天然生命力，類似於削足適履。兩把刀的交叉剪鉸之下，茁壯的父性萎縮了，變異了，於是有了丙崽和仁寶這樣的後代，一個是長不大的怪物，一個是娶不了婆娘的孬種。曾經有著輝煌歷史的雞頭寨衰落了。老人們抄出典籍，懷念“身高八尺，力敵千鈞”的先人，懷念神勇的刑天與智慧的臥龍先生；青年人嫌惡祖業的式微和先輩的守舊，夢想來世投胎到異國他鄉去。最後，一度有著輝煌歷史的雞頭寨竟然被雞尾寨打敗了。仲裁縫看著自己刀口下不成器的後代，感到愧對先人，用毒汁藥死寨裡的老弱，只留下幾頭牛和青壯男女作陽春。然而劇烈的毒汁竟藥不死丙崽，這個父性缺失的怪胎、神秘的精靈不斷地咒罵著“×　媽媽（嗎嗎）”，並對每一個過路人呼喚著“爸爸爸爸爸”。那個爸爸出走了很久很久一直沒回來，而且死活不明。

《爸爸爸》與《女女女》（2）

沒有哲學上的訴求，文學會顯得淺薄，有哲學關懷的作家才可能成為大作家。但是，如果讓文學，特別是小說來完成哲學的使命，發現某種存在的真諦，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常常會出現力有不逮的局面。因為理性的思辨很容易損害作品美學上的圓滿，使其露出破綻來。薩特、卡繆、黑塞、昆德拉是具有哲學關懷的作家，他們都曾經運用過小說來進行哲學探索，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經驗。如果用文學來質疑、嘲弄、顛覆某種價值堅持，往往比較容易取得成功，若是用文學來肯定、證明、揭示某種真理，卻就困難；如果所揭示的理念是悖反的、荒謬的、兩難的，是一種困境，也容易獲得成功，若是所揭示的是一個定論，一個自圓其說的、雄辯滔滔的、不可辯駁的命題，就更加難於操作。卡繆的《局外人》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小說《爸爸爸》看起來就像一起策劃得十分周密的陰謀，策劃者在每一形象甚至每一句話裡都暗藏了玄機。與所有寓言體小說一樣，它有著哲學上的意義賦予。強烈的哲學使命，賦予了作品某種不同凡響的氣度。因為這種寓意隱蔽在濃郁的巫楚文化氛圍裡，作者在文字中傾注了足夠激｜情和豐富甚至奇特的想象力，使作品顯得像熱帶雨林一樣鬱鬱蔥蔥，具有很強的隱喻性，不輕易被人識破其中的機關，因此，哲學上的追求沒有傷害到文學上的美學原則，作品所負載的仍然是一個隱秘的使命。

雖然是寓言體小說，《爸爸爸》並不是為了表達意念完全憑空構造的，在回答施叔青的採訪時，韓少功作了這樣的說明：“《爸爸爸》的情況最開始是一些區域性素材使自己產生衝動，比如那個只會說兩句話的丙崽，是我鄉下鄰居的小孩。‘文革’時，湖南道縣的農民大開殺戒，殺了幾萬人，我把這一段也用到小說裡，比如把人肉和豬肉混在一起，每個人都要吃。丙崽、道縣人、古歌，使我產生了創作的慾念。構思之後，理性參與進來了。我特意把時代色彩完全抹去，成為一個任何時代都可能發生的故事。”（韓少功：《鳥的傳人》，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女女女》是對自然人性的呼喚，也是對《爸爸爸》中“媽媽性”的探索和詛咒，其中蘊涵著一種中庸之道。韓少功顯然把德性看成一個常量，總體上不增不減，遵從守衡不滅定律。一部分人道德品性的高尚，以另一部分人的道德墮落為前提；同理，一個人表現出來的德行越善良純潔優美，他心靈深處保留的人性原型就越醜惡骯髒卑鄙。對人性的挖掘最好自女性入手，因為男性從來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遠不如女性具體可感，豐蘊難喻。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人性的覺醒實際上是男人對女人的發現。

《女女女》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險，對讀者來說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與怪“嬃”的雙向演變。“嬃”似是巫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