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鈴書房，1978年版，第17～18頁。＇　接著，日本援軍源源不斷地開赴華北。

三、中國方面對事變的態度

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就發表了號召人民奮起抗戰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佔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箇中國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頁。＇

同一天，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鹹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中央中央檔案選集》第11冊，第278頁。＇

當日，紅軍將領還致電宋哲元等，支援第29軍抗戰，“願為後盾”。＇《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1冊，第279頁。＇

7月9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等前往廬山會見蔣介石，共商抗日救國大計。7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共產黨員和工作人員會議上，勉勵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解放週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組織和影響下，全國各族、各界、各階層人民積極行動起來，抗日御侮，支援前線，鼓舞了第29軍廣大官兵守土抗戰，奮勇殺敵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形勢的指示》。指出：“事變的發展有兩種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變發展為積極的抗戰，以至發展到全國性的抗戰，……或者是由於冀察當局的讓步，由於南京對於發動全國性抗戰的遲疑及英法的態度而暫時求得妥協。”

指示提出：“我們的總任務，是在爭取第一個前途的實現，反對一切喪失任何中國領土主權的妥協。”＇《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1冊，第295頁。＇

23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鈞一髮。我們應該向全世界宣言，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讓步與妥協了！”並號召所有中華民族的兒女們：“緊急動員起來，拼著我們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們民族的最後勝利！”＇《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1冊，1991年版，第297頁。＇

這個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抵抗日本侵略的堅決態度。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一方面，在軍事上進行部署，準備應戰。蔣介石曾多次致電宋哲元，指出：“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同時，密令中央軍孫連仲、龐炳勳及高桂滋等部4個師，沿平漢路北上，向石家莊、保定集中。並決定設立石家莊行營，以徐永昌為主任，督導冀察軍事行動，另一方面，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急欲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決。”＇《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宣告》，1937年7月12日。＇

同時，他還把希望寄託在列強的干涉上，認為“在華北有權利之各國，必不能坐視不理。”＇《蔣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為此，採取了一系列謀求和平的行動，但是事與願違。國民政府曾幾次提出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絕。中國政府致函“九國公約”簽字國，蔣介石親自約見駐華使節，希望居中調停。然而得到的卻是象美國通告各國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內政，遵守條約”那樣的回答。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被迫宣佈應戰。7月17日，蔣介石在第二次廬山談話會上發表談話，認為“盧溝橋事變已到了退讓的最後關頭”，“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談話闡述了“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的抗戰方針，並且提出瞭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項原則：

“（1）任何解決，不得分割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南京《中央日報》，1937年7月20日。＇

對蔣介石的上述談話，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