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行徑之前，王月波就已在中南海居仁堂指出，福記公司的行車權始於滿清王朝，民國政府與其繼續恪守此項前約，不如藉助懲罰福記公司非法行徑的機會予以廢除，以伸*對於這條鐵路無可爭議的主權。可是，袁世凱對此未置一詞，卻給他安排了另外一件事情。

“機會來了，月波先生。你去通知一聲，請中興、國泰和廣裕三公司的頭面人物速到北京商議要事。不要張揚，更不要驚動洋人，叫他們佯裝休假，次第而來。”

於是，在不到六天的時間裡，雍陽地方煤礦公司的首腦人物陸陸續續地來到北京，住進了六國飯店。省政府和福記公司的談判代表在此之前就已經來到了北京，四方談判也已在外交部拉開了帷幕。作為福記公司禁運雍陽地方煤礦公司煤炭的理由之一，“紅界”問題果然登堂入室，被福記公司的談判代表堂而皇之地擺到了談判桌上。當福記公司的談判代表口口聲聲地說“黃界”在雍陽地方煤礦毫無節制的侵害下已經化為泡影，因而福記公司的“紅界”要求絕對不是得隴望蜀而是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的時候，吳浩宇來到了北京。在雍陽地方煤礦的首腦人物中，他最後一個抵達北京，卻第一個受到袁世凱的接見。在中南海居仁堂，袁世凱先是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一番，然後才對他那一雙與常人無異的眼睛讚歎起來。

“好一雙神眼，”袁世凱說，“好一雙神眼啊！”

當袁世凱講明他把雍陽地方煤礦公司的首腦人物秘密召入北京的目的是打算叫雍陽地方煤礦公司摒棄前嫌實現合併，王月波面呈會心的微笑說這是一個趨利避害的好主意，吳浩宇卻面呈怒色，直言不諱：

“若是和國泰合併，吳某絕不含糊。可那廣裕置同業利益於不顧，不但以染指‘黃界’的貪婪授洋人以柄，殃及同業，一到旺季，還成百噸成百噸銷售洋人的煤炭，明明就是一家唯利是圖的混賬公司。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大總統打算叫國泰、中興和這種公司合併，絕對不是好主意。”

袁世凱並不急於說服他，也不急於把雍陽地方煤礦公司的首腦人物召集到一起，而是請王月波首先向雍陽地方煤礦公司的其他首腦人物傳達他的一條口信，以打消他們的顧慮。這條口信是：政府絕對不會強迫雍陽地方煤礦公司實行合併，但政府卻一定要組建一個真正能夠與福記公司爭以實力的煤礦公司，這個公司儘管由政府控股並由政府任命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但歸根結底仍是一個官商合辦的公司。

王月波還住在虎坊橋的那座四合院裡。不過，四合院的生活氣息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編輯記者摩肩接踵的繁忙景象。他從上海返回北京不久，便在這裡創辦了一份名叫《黃鐘日報》報紙，自任社長兼主筆。他暫時脫離報紙業務，去中南海拜訪袁世凱，不僅因為他是國泰煤礦公司的董事長，還因為他是一個法學博士，對福記公司蓄意製造的禁運事件不能不管不問。

然而，當他按照袁世凱的吩咐向雍陽地方煤礦公司的首腦人物發出秘密赴京的通知之後，卻沒有滿足於自己對袁世凱讓雍陽地方煤礦公司摒棄前嫌實現合併這一構想及其決心的洞察，而是把自己參與制定的和沒有參與制定的法律法規一本一本地搬上案頭。王泰興抵達北京這一天，他的目光已在《*礦業條例》的字裡行間沉浸很長時間了。絕非這部法律有什麼不妥，反倒是他從這部法律的字裡行間看到了雍陽地方煤礦公司十分樂觀的前程。

“凡與*有約之外國人民，”這個條例的第四條規定，“得與*人民合股取得礦業權，但須遵守本條例及其他關係諸法律。外國人所佔股份不得逾全股十分之五。”

這使他產生了一種預見，但他看到王泰興之後，慎重起見，他卻沒有把自己的預見告訴王泰興，結果叫前來打聽兇吉的王泰興緊張不安起來，似乎自己的北京之行兇多吉少，國泰公司很快就會因為福記公司蓄意製造的禁運事件而土崩瓦解。王泰興剛剛離開虎坊橋，他把自己的預見寫進信裡，寄給宗雪竹。他在信中說，不久的將來，雍陽將會出現一家別開生面的煤礦企業，這家煤礦企業的實力足以傲視全國，由此決定，未來的雍陽也足以傲視全國。他不容置疑的口吻表明他對自己的預見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心。在中南海，吳浩宇把自己桀驁不馴、嫉惡如仇的秉性流露無遺，袁世凱避其鋒芒，以迂迴之辭暗示了不可逆轉之事，他的信心更足了，一從中南海回到虎坊橋，就又寫了一封信。

“恩師，”他在信中寫道，“學生此前以為未來雍陽足可傲視全國絕非虛妄之言，然學生又以為，雍陽三公司摒弄前嫌實行合併一事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