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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師生經過激烈爭論，還是把我們這批人當做77級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學同學與中學同學截然不同，過去個個家裡都有問題，現在的同學“根正苗紅”，我像是成功混入革命隊伍的人。這些同學樸實平淡，人都不錯，我們和諧向上。

當時是入學後才分專業。我填寫志願書，堅決要求學油畫，不學版畫和國畫。理由是：國畫不國際，版畫大眾不喜歡。其實院裡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畫系。事實上，中國版畫在藝術領域裡是很強的。那時幾位老先生還在世，李樺先生教我們木刻技法，上課時他常坐在我對面，我刻一刀他點一下頭，這種感覺現在想起來也是一種幸福。好像有氣場，把兩代人的節奏給接上了。

中國社會正萬物復甦，而我把自己關在畫室，在徐悲鴻學生的親自指導下畫歐洲石膏像，我已相當滿足了。我比別人用功得多，對著石膏像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新陳代謝似乎全停止了。別人都說我刻苦，但我覺得坐在畫室比起蹲在地裡薅箍子，根本不存在辛苦這回事。

美院一年級第二學期，最後一段素描課是長期作業，畫“大衛”。美院恢復畫西方石膏像和人體模特，是新時期藝術教育標誌性的事件。畫“大衛”對每個學生來說也是“標誌性”的。兩週的課結束了，接著是放寒假。我那個假期沒回家，請過去學畫的朋友過來一起畫，也算是分享美院畫室和往日情誼。

寒假我繼續畫同一張作業，是出於一個“學術”的考慮；我們講寫實，但在美院畫了一陣子後，我發現很少有人真正達到了寫“實”。即便是長期作業，結果呈現的不是被描繪的那個物件，而是這張紙本身，完成的只是一張能夠體現最帥的排線法和“分塊面”技術的畫面，早就忘了這張畫的目的。我決定，把這張“大衛”無休止地畫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麼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物件，而不只是筆觸。一個寒假下來，我看到了一個從紙上凸顯出來的真實的“大衛”石膏像，額前那組著名的頭髮觸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術”問題——石膏結構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與這些老石膏表面髒的顏色之間關係的處理。（這些石膏自徐悲鴻從法國帶回來，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看上去已經不是石膏了，表面的質感比真人還要豐富和微妙。）我在鉛筆和紙僅有的關係之間，解決每一步遇到的問題，一毫米一毫米往前走。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徐冰：愚昧作為一種養料（8）

快開學了，靳尚誼先生來察看教室，看到這張“大衛”，看了好長時間，一句話都沒說走了，弄得我有點緊張。不久，美院傳出這樣的說法，靳先生說：“徐冰這張‘大衛’是美院建院以來畫的最好的。”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後來中國寫實技術提高很快，“大衛”像有畫得更好的。

這張作業解決的問題，頂得上我過去畫的幾百張素描。素描訓練不是讓你學會畫像一個東西，而是透過這種訓練，讓你從一個粗糙的人變為一個精緻的人，一個訓練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體與區域性的關係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鉛筆、一張紙，只是一種便捷的方式，而絕不是獲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齊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兩隻辣椒看得那麼有意思，這和他幾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開的，這是他的“素描”訓練。

我後來與世界各地不少美術館合作，他們都把我視為一個挑剔的完美主義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與設計之間一厘米的誤差，出現這種情況是一定要重來的，這和畫素描在分寸間的計較是一樣的。

“大衛”的事情之後，學校開始考慮應該讓我轉到油畫系去，認為我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畫油畫浪費了。可當教務處長向我暗示時，我竟然沒聽懂其用意，我說：“在版畫系這個班，大家一起畫畫挺好，就這樣吧。”既然我的專業思想已經穩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現在看來，沒轉成專業是我的命，否則我也許是楊飛雲第二。

老美院在王府井，我不喜歡那兒的喧鬧，去百貨大樓轉一圈，我就頭痛。當時除了“素描問題”的寄託外，情感依然留在收糧溝。不知道怎麼回事，特別想那地方，每當想到村邊那條土路，那個磨盤，那些草垛，心都會跳。這種對收糧溝的依戀，完全應該用在某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