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的興起只能掀動兩方的矛盾。因為他被視為有才幹，更被賦予獨斷的權力，至此他也就更無可取代，於是一切發展成螺旋型。當他的轄區與權力相繼擴充時。皇帝也給安各種恩遇，又讓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稱玄宗李隆基甚至要安稱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可是後者之從兄楊國忠一口咬定安祿山遲早必反。邏輯上這不能說是估計得不正確；然則既無適當的對策，只是這樣說來說去，也將逼得安祿山不得不反。最後他採取這步驟時，即以“清君側”為名。結果則是朝代所隱蓄的各種弱點一朝暴露。所謂內陸的商業繁華，實際上，南方向西安所輸出無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該地區賺回分納於國都賦稅的一部分。貨物之流通從未兩方來往，因此軍事行動之打擾商業，就無從引起群眾之反動（要是商業之進出影響到大批人民之生計，則激動之餘，他們也不會對這樣的軍事行動等閒視之了。　所謂京軍不過宮廷裡的儀仗部隊。臨時僱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無業遊民，無意於戰鬥。對付反叛的軍隊，政府方面更因著政治之需，犧牲戰略上的考慮。第二個夏天，西安被威脅，於是皇帝、他所寵愛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從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孫所謂六宮者，僕僕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難。出部門不及百英里，護駕的軍士叛變，他們先殺死楊國忠，次要將楊貴妃賜死，玄宗李隆基別無他法。只好讓她被縊死。這位憂慮滿懷的君王到四川的傷心旅程，表現著國都與農村兩端之間缺乏實質的聯絡。玄宗和護駕軍士的對話，證實了我們的觀點：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種極權的產物，只是它的基礎無非儒教之紀律。當這紀律敗壞時，此極權也無法維持。

安祿山的叛變被敉平，他的兒子安慶緒和其他番將的變亂也終被解決。可是唐代朝廷從此未再重新掌握到過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勢。在剿蕩以上叛變的時候，政府不能不倚重邊區的雜牌隊伍，有的算是中國人，有的則屬於少數民族。實際這也是在小處一再隱忍妥協，而將問題延擱。只是安祿山和他的效尤者也無能力，甚至缺乏組織上的邏輯去推翻李唐政權，或者統一北方。唐代的後期可說生存在一種不穩的平衡之中。

唐朝組織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隨著而來的租庸調稅制和府兵並未明令廢止，只是任之用進而廢退。公元780年總算產生了一項新法規。所謂“兩稅”從現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徵收，而放棄了有名無實的均田人戶。這辦法沒有全國標準，中央政府不過將數額分配於各道（較以後之省為小，較州為大），責成地方官作內部分配。實際上全國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數在北方，從未繳稅於中央。即是南方，繳納的品物也採取一種進貢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長得到中樞的借重，而算不上執行國家權責。

不穩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為政的情形與以後150年共始終。可是這與第二帝國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華族大姓與上述的發展全不相關，舞臺上主要的人物為軍人，可是也沒有繼續不斷的戰事。敘述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參考賴孝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所說：“此中的情節必有相對性。”唐初的壯麗繁華經過誇張的鋪陳；說到後期的凋零和敗壞也可能說得過度。事實上地方分權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譬如說成德鎮下轄4州，在今日河北之東南，即始終由同一個王家掌握超過100年，這就不是不穩定的徵象了。魏博鎮的何進滔於公元829年由軍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認任節度使，下轄7州跨於今日河北河南之間。傳統歷史也說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將職位傳至子孫。這種發展證實了一個亙古不變的一般原則：誰有能力征稅，誰就能掌握稅收所及的地區。這時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種抽象觀念組成的大帝國，其管制的範圍縮小，行政的效率必較前提高。

可是一個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點。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奪；765年他們又和回紇在郊外集結，準備再來一次洗劫。唐將郭子儀時年70，不顧本身危險，單騎無武裝地來到回紇陣營之前。過去他曾率領唐帝國的少數民族部隊，這次他也獲得成功，他以口語重申中國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紇首領再度羅拜稱臣。回紇既已歸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營離去。在這情形之下，郭子儀個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壯舉與盛唐的情形比較已是今不如昔。試想初唐帝國藉著一個異民族的力量壓倒另一個，把自己的權威擴充到一千英里以上的國界邊境外去，這已是無可比擬了。事實上自安祿山叛變之後，黃河上游以西的地區已永遠被吐蕃佔據，邊境衝突也經常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