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學問方面也是這樣。我信奉那種做學問深入淺出的精神。探討問題、研究思考可以很深，但表達出來應該很淺，讓人家懂，所以我寫東西、講課、講演、接受採訪等表達時都很簡單，幾乎到了白話的程度。要深入淺出，要直接，不要拐彎抹角，欲說又止，更不要是是非非，說的和要表達的意思不一樣，說假話，這些我是反對的。所以，做人做學問，我是北方人東北人的性格，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我認為，真誠還是人最重要的，是現代化的需求，其實也是全球化的需求。過去人類生活節奏比較慢，你拐彎抹角不直接別人可能能猜到，也有時間猜；現在世界是競爭的，全球化節奏很快，所以還是直接表達，可能有時候顯得粗魯一點，這我還是注意的，儘量不粗魯，不罵人，不說髒話，不說土話。東北土話那些不好的詞我克服，但口音我不忌諱。也不是說南方人做人做學問不好，各有優勢嘛，我就按照東北人這個性格去做人做學問。

1965年我上小學，但是，1966年，我們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期間沒有條件好好學習。所以我常說我們這一代是失去的一代。所謂失去的一代，就是我們那時候沒好好學習。“文化大革命”時，學校秩序很亂，也沒條件好好學習，學些沒用的，搞運動，那是個不講學習的年代。我愛學習，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曾被學校定為走白專道路的典型。當時只能自己找書看，但是能找到的書也不多，工科是《電子積體電路》，《電晶體積體電路》等，更多是的看文科的書：歷史、哲學、文學。初中我就看了《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哲學史簡編》，這些當時都是北大正式的專業課教材；馬列著作我也讀了很多；文學方面，比如那些中外小說，《林海雪原》、《紅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之歌》等等，包括詩歌。

高中時，我曾在學校組織過一個特別有名的馬列著作學習小組，不但一起學習，我還給同學們講，所以自己讀了很多。坦白說，馬列著作我當時讀得並不很懂，儘管我還給人家講。但是，它在我心中紮下了根，以後我反覆學習、理解，對我影響很大。《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等書，我都從那時一直保留到現在。這些書有些我帶著到部隊當兵，到大連讀大學，到北京讀碩士，到美國讀博士，最後又帶回國。

我讀這些書，絕不是跟潮流，而是因為信仰。我到今天也信共產主義，我認為當時馬克思、恩格斯講的是實話，他們是嚴肅的學者，而且，他們是偉大的學者。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創作《共產黨宣言》時，資本主義生產力很不發達，全世界（包括資本主義最早的英國）多數人都很窮。就像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寫的那樣，當時的工人階級生活得很悲慘。他們創立共產主義的目標是為了找到一個使大多數人不這麼窮的辦法。至於各國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走了多少彎路，那是以後的事；共產主義創立時的動機、目標都是良好的，為了多數人的利益的，是神聖的。我18歲入黨，到現在快30年了。我愛唱卡拉OK，經常唱《國際歌》，我非常喜歡這首歌的歌詞。我認為它是正確的，是人類的偉大理想，至於什麼時候能夠實現，那是另外一回事。

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2）

小時候，對人生、對未來也有一些規劃和理想。我的理想是從小學三年級看《參考訊息》就開始逐步明確的。所以，真正對我有影響的不是書，而是《參考訊息》。與現在不同，那時候的《參考訊息》必須縣團級以上才能訂閱。我父母都是工人，當然沒有這個資格。我一個同學的父親是處長，我一去他家玩就藉機看《參考訊息》。人家家長看我這麼喜歡看，以後就每天從單位看完帶回家給這個同學，同學第二天再帶給我。我就透過這種比較迂迴的方式看，這完全是一種興趣的吸引。當時不像現在，報紙也不多，與當時的《人民日報》、《吉林日報》相比，《參考訊息》關於世界的訊息多一些，是一個看世界的萬花筒，什麼都有。它培養了我對世界的心胸、視野、興趣，朦朧中就希望今後可以做外交國際關係。最初隱隱約約，後來就非常明確地定了兩個理想：第一，專業上我要選擇國際關係、軍事這類的；第二，我要來北京。其實，我直到研究生複試之前都沒來過北京，當時只是簡單地以為做國際關係或軍事研究就必須來北京。

問學之路陰差陽錯

1976年高中沒畢業，我就選擇了當兵。作為一名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