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有一位還留在劍橋，寫群論的艾倫——或許你聽過這個名字？”

我驚訝的向那邊看去。

男人似乎也大吃一驚：“你是說艾倫。卡斯特？他現在在做什麼？”

艾米麗向我這邊揚了揚下巴，攏起遮住臉的捲髮：“那位栗色頭髮的就是。現在好像什麼也沒做，週末給人當家庭教師。艾倫其實挺有才華的。”

我雖然忙於與“迷”奮鬥，但是在別人看來確實什麼也沒有做——大學最後兩年一直把自己關在數學俱樂部的活動室裡寫一篇沒有發表過的論文，畢業後也沒進數學研究院或者大學機構。我向他們說話的方向點點頭示意，沒想到問話的男人卻站了起來。

隔著人群我看不清他的臉，只看見他摘下軟帽微微欠身，向我致意。

然後他坐回去，隱藏回了聊天的人群中。

他說：“為了‘迷’。”

聲音不大不小，剛好能夠被聽到。

阿諾德坐在我旁邊和女孩聊得眉飛色舞，過了一會兒他困惑的回頭向男人所在的方向看去：“艾倫，那邊的男人是誰？我覺他他一直在看你。”

這場戰爭裡，十七歲以上的男人都陸續參軍，徵兵處的隊伍能排過一條長街，到處是為不列顛而戰的宣傳與演說，支援納粹的黑衫軍和市民衝突不斷，流言漫天飛。政府把科學家們聚集起來，成立了運籌學小組（OR辦公室）。我有朋友就在政府實驗室工作，研究魚雷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有效射擊方法。安得蒙曾告訴我，數學是一門恐怖的學科。當數學家從紙張和書本里走出來，把它作為武器投入戰爭中的時候，它會成為最可怕的武器。

在後來倫敦空襲中，我們從每200高射炮發擊中一架納粹飛機提高到每20發擊中一架，就是運籌學小組的成果。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而我也想做點什麼。

我跟阿諾德說，而他只會這樣安慰我：“艾倫你什麼都不用做，只用靜下心來和我談一場戀愛。”

我跟他試了。

那時候他已經知道安得蒙被隔離審查的事情，甚至知道原因，但是一個字都沒有對我說。他只是不停的和我約會，帶我去看電影，去逛公園，去停流亡英國的波蘭音樂家的演唱會。他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摟住我的腰，問我：“小艾倫，你甩了安得蒙，跟我過一輩子怎麼樣？”

我提醒他：“我們本來就分手了。”

黑暗中阿諾德扯開我大衣豎起的領子，吻我的脖子。他在我耳邊煽情：“我是要你從心裡甩掉他，跟我在一起。我不像他一樣有那麼重的責任，我有工作，我能供你研究一輩子數學，我們可以每週都這樣牽著手出來看電影。你覺得呢？”

當時熒幕上正演著一對熱戀的情侶當街擁吻，我死死的盯著螢幕，裝作沒有聽見。

過了很久，阿諾德把嘴唇移開，嘆了口氣。

小屁孩是最悲慘的，被自己表哥逼著準時出現在書房裡上課，逼著轉送我玫瑰花，逼著把圖畫本扔掉，全部換成算術本。

我捏著一支玫瑰面無表情的告訴阿諾德：“你可以自己送給我的。”

他雙手插在口袋裡，從門後走出來：“親愛的，我喜歡給你驚喜。”

他問我：“艾倫，我們約會一個月了，你有感覺了嗎？”

我仔細思考片刻，老實回答：“沒有。”

心理醫生顯得很失望，他頹然倒進椅子裡，仰起脖子：“見鬼！可是我有感覺了，怎麼辦？！”

阿諾德泡妞時每天都有感覺，所以他自己當然知道怎麼辦，不用操心。

我是在十二月的下午收到來自軍情總部的邀請函。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倫敦的位於皇后大道三百六十七號，見到了布魯斯先生。那是一個高度機密的機構，門牌上沒有標示，裡面走動的所有人穿著軍裝。布魯斯先生是位高階官員，穿著海軍軍裝。他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後面接見了我。

他高度讚揚了我破譯“迷”的工作，問我願不願意加入“高爾夫與象棋研究會”。

“艾倫。卡斯特，你願意沿著卡斯特先生和夫人的路一直走下去嗎？在沒有人看得見的地方，為國王陛下和英國人民效勞？”

我發誓願意。

之後是一系列繁瑣的資格審查。我被隔離了大約三天，那位叫布魯斯的海軍軍官反覆確認我是否叫“艾倫。卡斯特”，問了我很多小時候和父母在一起的經歷與細節，把我跟檔案袋裡的照片反覆核對。

這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