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從物質基本單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漢斯·昆完全有理由向無神論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物存在而非虛無），而從物種的起源中卻再也看不到什麼神性了。不管我們怎樣用隱喻和想象來潤飾這一悲涼的結論，它仍然作為上一世紀科學研究的哲學遺產橫亙在我們眼前。

這一令人失望的命題，看來是無法避免的。任何有關人類處境的嚴肅思考，都必須把它作為首要的前提。要是沒有這個前提，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就會侷限於現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學缺少了物理學、生物學缺少了化學以及數學缺少了代數一樣。有了這一前提，人類天性就能成為徹底的經驗科學物件，生物學就能為自由開明的教育服務，我們對於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達到充分的發展。

但是，在新自然主義有效的範圍之內追溯這一結論，看來必然會導致兩個嚴重的精神困境。第一個困境是：包括我們在內的一切物種，都不具有超越其遺傳史所創造的種種規則之外的目的。一個物種可能有著廣闊的選擇方向和智力進化的潛力，但卻不能從直接環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獲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獲得這樣的進化目標：物種的分子結構可以根據這一目標進行自動的調整。我相信，人類精神的構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鎖在這一基本的限制中，並迫使它以純粹的生物學手段去進行選擇。如果大腦的進化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那麼，甚至特定的美學判斷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產生於上述機制。它們或者是對古代人類進化環境的直接適應，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隱蔽的各種活動所派生的結構，這些活動曾經是在更為嚴格的生物學意義下具有適應性的。

那麼，問題的本質在於，大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促進了指導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複製。人類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務機構，理智不過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溫伯格指出，物理現實甚至對物理學家也是那麼神秘，因為它不可能是為了要讓人類精神理解而構造的。把這一洞見反過來，我們可以更尖銳地指出，智力的構造並非是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為了促進人類基因的生存。善於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於某種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個體發生學所決定，表現為一系列被大致規定了的階段。他會意識到，懷著人類特有的所有內驅力、才智、愛、自豪感、憤怒、希望，以及焦慮，最終確信不疑的只有一點：他參與幫助著同一迴圈的永恆延續。詩人們把這一事實視為悲劇，葉芝把它稱之為智慧的降臨。

雖然綠葉無數，終歸一根；

以我少年時光所有虛幻的日子

在陽光下我曾把花葉搖曳；

如今我已可凋謝，成為真實。

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那就是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去處，在自己的生物學天性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目的，人類在今後幾百年內也許將在技術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決能源和物資危機，避免核戰爭，控制生育。世界至少可望達到生態系統的穩定和普遍良好的營養，但接著是什麼？有教養的人無論身居何處，總相信在物質需要之外還應有著個人內在潛能的完善和實現，但什麼是完善？個人內在潛能的實現要達到什麼目的？傳統的宗教信念已經受到侵蝕，這部分是由於對神話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於日益增長的意識：宗教信念不過是促進人類生存的機制，和其他人類組織一樣，宗教的發展加強了成員的堅定性和影響。各種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許諾給人們物質福利和對人性後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麼也沒有。它們的精神力量同樣來自集體主義式的自我擴張的目標。法國政治觀察家阿蘭·佩雷菲特曾讚賞地談到某國領導人，他說：“他的人民懂得自戀的歡樂，因為他們透過他來達到愛他們自己。同樣，這位領導人也自然是透過他們實現了愛他自己的目的”。意識形態確實服從於它的隱蔽的主人——基因，各種最高的衝動都可還原為生物學行為。

我們時代更悲觀的社會闡釋家，如R·海爾布倫勒、R·尼斯位元，以及L·S·斯塔夫裡諾斯，都認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個人類，直接面臨著沒落的危險。從他們的邏輯很容易走向後意識形態社會（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這種社會的成員將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黃金時代的來臨》中寫道：

權力意志不會完全消失，但是其強度的分佈將發生劇烈的變化。分佈的一端將是這樣一小部分人，他們的工作保證了完善的技術，用以維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