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也復刊了。於是我又讀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雜文。可能因為他身體不好，文章寫得少些，也可能我讀晚報的機會不多，讀不到他的雜文，好像跟他漸漸地疏遠了。我總覺得把時間耗費在主席臺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談談，勸他多寫文章，勸他多講心裡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朋友把《“文革”還在揪人》這篇雜文給我寄來了，我的高興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原來雜文家還在繼續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臺上他也並未閉目養神，他還睜著雙眼注視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讀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詞句，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積累——“人吃人”的噩夢。我們兩人都感覺到“‘文革’還在揪人”，這決不是開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進醫院的時候，噩夢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當時的確害怕這些夢景會成為現實，所以我主張多寫這些噩夢，不但要寫淚，而且要寫血，因為那些年我們流的血、淌的淚實在太多了。我一再勸人不要忘記“文革”的教訓，惟一的原因就是擔心“造反派”捲土重來。

緊箍咒（3）

雜文家關心知識分子的遭遇，因為知識分子政策長期不能落實而感到苦惱。落實政策已經宣傳了好幾年了，為什麼還這樣困難？他說得好：“‘文革’這個母大蟲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還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總會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總得照辦，就再呼籲一下吧。為什麼沒有人出來乾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為什麼沒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靈會復活呢？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一雙猛獸的眼睛在草叢中偷偷地望著我們；什麼地方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在說：“人啊，你們要警惕！”

關於知識分子我不想講什麼，我只想問問雜文家：我們頭上還有沒有“緊箍兒”？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求別人做這做那，等待別人做這做那呢？想想我們自己這二三十年的親身經歷吧。“緊箍咒”不就是對我們的迷信的懲罰？想起《西遊記》裡唐僧對孫悟空講的那句話，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說：“當時只為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寶塔已經倒掉，我舉手摸頭，果然頭上什麼也沒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創作自由（1）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從紐約寄來的信，信上有這樣一段話：“這次北京‘作協’大會，海外反應很強烈，雖然大家說話有些不好聽，但幾乎都感到興奮與欣慰。我們只盼望能真正地實行下去。您那顆一直年輕的心，也許能分外地理解我們。”她是《美洲華僑日報》副刊的編輯，還附寄了兩期副刊的剪報。副刊的大標題是：《海外的迴響，對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觀感》，執筆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這次大會的確是一次盛會，我雖然因病沒有能出席，只是託人在會上唸了我的開幕詞，但是會後常有人來找我談開會的情況，我還讀過大會的一部分檔案和簡報。我對這次大會懷有大的期望，我有一個想法：這次大會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會議不同。根據什麼作出這樣的判斷，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大會結束了。反應的確很強烈，我指的並不是“海外”，是國內，反應來自跟這次大會有切身關係的全國作家。反應強烈，說明這次大會開得不尋常；會後聽說在這裡好些單位都主動地請人傳達，可見這次大會受到普遍的注意。對於大會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大家都歡迎它。當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滿意這樣的會，不過即使有，為數也極少，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裡發出一些噪音。

大會開幕後新華社記者從北京來電話要我發表意見，我正在病中，沒有能講什麼，只說：“會開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話：‘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真的到來了’。”今天我讀了海外華人作家對大會的“觀感”，意外地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的相差並不遠，他們的話我聽起來並非“不好聽”，而是很入耳。這裡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問題。說實話我的心已經很不年輕了，但是我和他們同樣地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同樣地熱愛我們善良的中國人民，所以我們走到一起了。我隨便舉一個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說這次大會“最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給作家以創作自由的保證；第二件是劉賓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當選。”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觀感中都曾經談到，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認為“創作自由”是創作繁榮不可少的條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過劉賓雁、王蒙的作品